李零教授已经撰写了三本有关《孙子》的书。最早的两本，《<孙子>古本研究》和《吴孙子发微》是文献学的研究，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这两本书最近加以修订，合并成《<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出版。）以此为基础，李零最近推出新著《兵以诈立》，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展开对《孙子》的讨论。
《孙子》是文字简练的经典之作，各篇均经过提炼而成，很多东西被省略或作为不言而喻的背景存在，这就好比画大象，只是描出了骨架，但其血肉我们并不清楚。李零凭借其20年的研究功底，在讲解各篇时，插入大量的背景知识，涉及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方面，令人目不暇接。这是用血肉填充了骨架，令其真实可感。
李零认为，《孙子》是一本智慧之书，很有哲学味道，思辨水平很高。在《形》、《势》、《虚实》这三篇，他就着重探讨了奇和正、形和势、虚和实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也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几组重要概念。归根结底，兵法就是谋略，“兵以诈立”，谋而后立，不谋不立，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哲学的境界，无法胜有法，“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就好比武林高手，学会了功夫，但在过招时却并不一招一式如实使来，而是融会心中，见招拆招。
然而，李零教授即便称“兵法是中国的特产”，谋略水平长时间高于同时期的西方，但是他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兵法的缺点。他在另一著作《花间一壶酒》中就曾提到：“中国兵法发达，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但容易产生忽略实力的倾向。”在《兵以诈立》中比较中西战争方式时，也说西方的优点有三个，“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第三点且不说，前两点就有值得补充的地方。
其一，武力为文化、宗教开道，其实反过来，文化、宗教支撑或束缚战争，未尝不能成立。李零教授提到晚清叶名琛奉行“六不主义”（书中只提了“四不”）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是片面之词。
叶名琛当日并非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颟顸，而是能干之臣，但面临强敌，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支持，甚至还遭到同僚的背叛，只能以“六不”明志。这些真实历史早由历史学家黄宇和在其所撰《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中予以探明。可以说，叶名琛束缚于当日的文化制度，既不能跑也不能投降，才落如此下场，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兵法。其二，对于实力，李零教授虽然承认中外重视程度有别，但对于西方的实力来源，却过分强调为对外掠夺而来，没有充分考虑西方资本积累的能力。西方掠夺发家，这是历史；但西方资本本身的积累能力巨大，这是历史，更是现实。这种积累能力的背后，其实是蕴涵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很多侧面，比如强调个人的进取，但不能危害别人，还有诚实、责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