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或许，这也是一种“职业病”罢。
新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就是这几年思考、写作的续集。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书中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处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洞见、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却说正是给清王朝带来希望的“同光中兴”之初，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就预感到清王朝在半个世纪后必然崩溃的命运，并且中国将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局面；历史，惊人地应验了他的洞见。相反，曾国荃却缺乏这种历史的洞见，一再拒绝要他带兵驶援上海的命令，执意要争得打下“天京”的头功，结果却“功高震主”反被清廷严斥；而李鸿章却因此“自立门户”，并因援救上海而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坛的“超级地位”；曾国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国近代将起重要作用、驶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实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国荃缺乏“历史感”的短视，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那一番事业。1905年预备立宪的清王朝似乎开局不错，可惜它未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同样，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也昧于历史大势，拒绝历史赐给它的最后机会，终于导致民心尽失、江山易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透过历史的缝隙可以看出，历史上某些官员隐瞒实情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有这样一个故事: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发生拥挤惨案，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正是这种“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公民个人权利常遭忽视。
爱伦堡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历经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朝元老”，这三个时代后者彻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却在这“三朝”都红得发紫，确实少见。不过，他最后面对历史、为自己辩护时，却不能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历史要给人教益，要有让人爱读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叹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重新发表。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
人们固然要重视传统，但更要重视的是究竟是谁在掌控传统，又是如何利用传统的。以慈禧为例，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镇压维新运动时，其最重要的“理由”是维新改变了祖宗“成法”、违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坏了传统。但实际上，慈禧连皇位承继程序这种事关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都任意破坏。 慈禧对待传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提醒人们，所谓“祖宗之法”、“传统”等纯粹为她所用，只是她的手中玩物。当“祖宗之法”威胁到她的权利时，她便将其弃如敝屣；而一旦她的权利受到变革的威胁时，她又转身成为“祖宗之法”的坚决捍卫者，不许人“任意妄为”、“变乱祖法”。
我在演讲《晚清风云七十年》中曾总结说过这样一段话: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这句话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涂抹历史，丧失对历史的记忆，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是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的确，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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