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的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人面临着性苦闷和性压抑。不过对于农民精神上的“亚健康”危机，政府已经引起重视。从文化局送片进工地，到文明办评选来京务工人员“文明之星”，再到市总工会为民工建图书室，买电视机，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努力。
虽然这些努力是探索性的，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小觑的。因为长期以来，城市的管理者，对于农民工都是“只管手脚，不管头脑”，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范农民工的犯罪行为上，放在“严查、严管”上，而对于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问题则很少过问。这样的“防范式管理”导致了许多弊端：其一，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视，无法诉求，就有可能成为一些过激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诱因；其二，防范式的管理有着诸多副作用，尤其是当少数素质低下的管理人员借管理之名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谋取私利时，这种管理方式就蜕变为一种侵犯外来民工合法权益的工具。 而现在，“防范式管理”的体制终于出现松动，城市管理者开始重视对农民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服务，开始进入农民工的精神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不过，城市管理者的积极作为也面临着挑战，例如《新京报》报道就提到，如何让丰富和净化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的工作，形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机制，有着不小的困难。的确，当下行政机关效率和其有限的人力决定了，他们很难长期孤军作战，为北京几百万农民工提供足够精神产品和服务。而且行政机关提供的服务方式往往是单一而统一的，他们最多只能放几场电影，建几个图书室等，而现实中，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并不是缺少文化娱乐设施这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常常遭遇各种精神问题，如工作无着落或不顺心产生的焦虑感，被城里人歧视所产生的自卑感，权益被侵害时所产生的愤懑和压抑，恋爱交友失败时所产生的挫折感……对于这些个性化的日常问题，政府显然无法一一的关怀。 政府没法关怀，那么谁来关怀呢？答案很简单，靠农民工自己，靠社会团体。《新京报》报道提到，当前，北京的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如为农民工提供艺术演出的“农民之友”；卖菜农民陈军设立的“排忧热线”；旨在让打工妹找到归家感的“打工妹之家”。这些自发团体由于源于农民工自身，与农民工沟通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为农民工排忧解难。不过它们也面临困境———团体工作者缺乏培训，素质较低，团体经费匮乏，随时都有可能“断顿”。此外，媒体曾经报道，一些高校和社会上的团体深入农民工开展帮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团体往往很难坚持。 所以政府能否对这些农民工或社会团体进行资助，支持类似团体的建立，这样的话，将有利于催生一个健康社群文化的形成。大大小小散布在数百万农民工中间的社群，将能在农民最缺乏信心的时候，最沮丧的时候，最压抑的时候……给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以勇气和温暖，让他们找到回家的感觉，得到心灵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