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贺雪峰新著《乡村的前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关经济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让九亿农民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分享中国现代化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当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足够利益时，在精神层面抚慰他们的心灵，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乡村的前途》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回答。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关经济态度经历了从消遣经济到劳动经济，再到消费经济的转变，每一次变化，其背后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相关观念的支撑。在消遣经济时代，闲暇和不劳而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劳动经济时代，劳动光荣的观念经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后深入人心；在消费经济时代，消费和时尚成了地位和能力的象征，成了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理由和动力。
费孝通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将传统中国农民的经济态度概括为“消遣经济”，这是一种“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基本精神。他发现农村中有两类人物，一种是不用劳作的，一种是农闲时也依旧劳作的。“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旁抽烟谈笑的，农忙也忙不着他们，至多在掼稻时，换个地方蹲蹲，不在街旁而在田岸上罢了。那靠农闲时背老盐的，农忙时忙得更凶。农民有闲忙之别，在禄村这条界线也许特别清楚。”[1]“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们看来，在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大部分是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2] 在传统中国农村，不干农活，可以“不劳而获”是有面子的体现，有闲暇时间可供打发的人被村民们当作有“福”之人。我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直到世纪之交，很多地方的农民都不愿意外出打工，哪怕就在离家很近的县城，因为打工在村庄中被认为是没有面子的事情。
不过，在消遣经济时代，农民并不排斥劳动，勤劳致富也是农村生活的基本伦理。因为只有少数占有大量田地的农民才可能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大部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只能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可以不劳而获地生活，于是就闲了起来，而没有田地或田地不多的农民，除了勤劳，别无出路。在传统社会，通过勤劳致富进入“有闲阶级”，是许多农民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和偶尔出现的个案实践，将消遣经济和劳动伦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对“二流子”的态度有些暧昧，处在否定与肯定之间。[3]之所以否定，是因为“二流子”不成家立业，不从事农业生产，这不符合劳动伦理；之所以不绝对否定，也是因为“二流子”不从事农业生产，这与消遣经济的外观相似，属于另一种“有闲阶级”。普通农民向往“有闲”的生活，只是现实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压抑这种奢望。
只有在承认土地私有，同时又允许可以不从事劳动而继续占有土地的相关收益的法律和制度下，消遣经济才有可能。1950年代中国的土地革命排除了消遣经济得以继续的可能性。通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而不劳而获被新政权认为是“剥削”，剥削被认为是可耻的，“有闲”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新政权将“劳动光荣”当作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和重要的道德规范，新社会的人们也普遍接受了“劳动光荣”的观念。勤劳致富的劳动伦理在传统中国农民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因此，当他们的传统奢望“消遣”被国家认定是可耻的剥削阶级生活习惯后，人们似乎很快完全转向了并不算全新的“劳动经济”态度，接受了“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信条。当然，对于新政权而言，“劳动光荣”不仅仅是农民应当接受的经济态度，更是国家组织经济生产的意识形态方式。新政权面临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它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完成这个任务。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在于是国家通过“制度性剥削”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积累，它在农村的具体制度就是人民公社体制。[4]人民公社以强有力的方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从而使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重工业体系。“劳动光荣”的意识形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辅助装置，它促使人们对新政权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有着高度认同，并愿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努力实现它。因此，可以说，“劳动经济”时代奉行的是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这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发展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越来越以一种配合的姿态进入全球化体系中，因此也日益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上，应该说，当前中国各地发展非常不平衡，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状况并存的阶段。当代西方的发展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受全球化及其它多种力量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消费主义这一命题。在经济态度上，人们日益接受消费经济的理念。费孝通曾比较传统中国农民与西方人的经济态度：“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在他们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 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5]费孝通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经济态度，今天正日益成为中国农民的经济态度。中国农民正日益抛弃传统的消遣经济观念和劳动光荣的理念，[6]他们接受了电视广告铺天盖地的宣传，逐渐也像城市人一样，将消费和时尚当作快乐和成功的来源。因此，当前农村，人们生活中的消费攀比和面子竞争非常严重，乡村生活越来越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农民都在想方设法挣钱，村庄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
但是，在消费经济面前，农民有消费的能力吗？贺雪峰认为，农民消费的欲望是有了，但消费的能力或购买消费的货币还没有。“农民目前被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广告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强大的需求，但并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他们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现实世界的无力感所折磨，这种折磨尤其因为农村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外在想象世界的真实化（因为农民流动以及传媒的强有力传播），而使不能实现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的农民处于痛苦不堪之中。”[7]长期的痛苦不堪的不能实现的物欲及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了未来和希望。没有希望，就会麻木，这种麻木很快就会写在脸上。针对这种现实，贺雪峰认为，应当站到农民的当前的现实处境中来计算农民的福利。这个处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的有限性，二是农民非经济福利增加的可能性。
农民收入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有二，一是农民人数太多，过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无法与较少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市民形成平等的交换关系；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从打工中获得较高的报酬。[8]农民非经济福利的增加，包括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的质量，关注农民的价值世界。比如，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让农民去观看电视中演绎的城市小资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去羡慕城市有钱人的生活。[9]而作者在湖北荆门和洪湖六个村所建立的老年人协会的实践和乡村建设实验，更是让他坚定了从非物质方面提高农民福利的决心。
对于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空间，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如黄宗智等人认为，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采取适当措施，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 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 年间缓解。[10]即便如此，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能够同时增加农民的非物质福利，意义也十分重大，何况农民增收确实面临着种种风险。而且，农民增收与消费经济时代的欲望和需求之间将始终存在着重大矛盾和鸿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种种风险和可能性面前，贺雪峰的相关判断具有一定的战略底线意义。如果今后20－50年，中国经济能够继续高歌猛进，当然更好；然而一旦出现挫折，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应对措施。贺雪峰的判断比黄宗智悲观，然而我们可以将这种悲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思考当作一种战略底线意义上的思考。
在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之上，贺雪峰既不同意以林毅夫为代表的，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的新农村建设方式，也不同意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的新农村建设方式。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9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和战略眼光。贺雪峰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他认为，“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11]
如此看来，当前最大的农民问题是，消费主义文化与被卷进市场经济却又无法被市场经济完全容纳的庞大农民群体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无法在消费主义文化面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从某个方面抵消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就十分必要，而新农村建设为此提供了契机。贺雪峰进而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新方案，其核心是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过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体面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农村应该保留带有乡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强调主体体验和人际联系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农民不一定特别有钱，却可能因为有了主体体验，而生活充实。农民消费较少，福利水平却可能很高。”[12]
贺雪峰所主张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在没有能力消费时减少消费，通过非物质性的人际交往和价值追求来提高福利。这种主张与传统中国社会消遣经济态度有些类似，它们都主张减少消费，是向内求，主张“灭人欲”。然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消遣经济态度是传统社会匮乏经济的特有产物，这种经济形式不但物质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严重受到限制，而今天中国社会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商业处境的“丰裕经济”阶段。费孝通曾说：“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悠然见南山’的情景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13]同样，当今中国，在城市消费经济的旁边，能保持农村消遣经济的生活方式吗？“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在消费主义横扫一切的当今社会中，会不会是乌托邦呢？
如果消遣经济和消费经济可以成为两个独立的系统，并存而互不干扰，那倒可以相安无事。但关键是，消遣经济是封闭、静止的经济，而消费经济却是扩展的、动的经济，它有一个扩展的过程，是一股无孔不入的进攻性力量。贺雪峰主张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显然不是主张回到传统的匮乏经济中去，而只是要对当今丰裕经济中的农民群体进行抚慰，是要在消费经济的大潮中划出最后一道防线，为农民留下最后一个空间。在人人都接受了消费主义思维方式的今天，这道防线也许非常脆弱，这个空间也许无异于乌托邦。然而，对于那些缺乏消费能力的农民，那些在消费主义和中产阶级面前觉得自己不是人的弱势群体，拥有他们自己的乌托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不久前我在河南农村调研时，一个农民告诉我，他的妻子外出打工回来后，觉得村庄里“脏”，以至于说“我都不想在这家里呆了”，同村里相比，她觉得城里“干净又舒服”。然而就是这个农妇，在外出打工两年后，每日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作让她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于是只得回到她觉得“脏”的村庄中来。另外一个曾外出打工的农妇告诉我，在打工之前，她曾以为南方赚钱很容易，只要出去，就可以轻松地过上电视剧中的时尚生活，但外出不久她的梦想就破灭了，在外苦苦坚持半年后，她选择了回家继续过“毫无生气”的生活。我并不否认有很多在城里获得成功的农民，但我接触到更多的是在城里过得不那么顺心的农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而言，电视和广告中所宣扬的中产阶级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他们却又偏偏接受了其中属于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此，如何让那些向往城市时尚生活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农民在城市奋斗失败后，有一个可以“回得去”的地方，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时，贺雪峰在这本新著中所提供的“低消费、高福利”的乌托邦就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进城农民过不上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就应当让他们有向乡村“回流”的可能，而可欲的乡村乌托邦生活是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
在我看来，乌托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连一个乌托邦都找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乌托邦，乌托邦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生活以精神支柱，给繁琐的日常生活一个想像和发挥的空间。在这种想像和发挥中，人们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理由，可以得到一个应对挫折、消除挫败感的系统。如果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农民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找不到他们的乌托邦，而却能在“低消费、高福利”这个乌托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找到生活意义之所在，那无论是对弱势农民自己，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定，不都是很好的事情吗？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消费主义不也是乌托邦吗？消费主义将消费和时尚当作人们生活成功感的来源，当作人们生活意义之所在，说白了，不就是将欲望的满足当作生活意义之所在吗？而这不过是一个更加虚幻的乌托邦！
文：陈柏峰 出处：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