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陆世仪说过：“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保甲书 ?广存 》，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一国的整体跃进显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一个由若干木板构成的木桶，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落后的农村现实必将成为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瓶颈，甚至关乎社会的稳定。从李昌平上书国务院，引发“三农问题”的大讨论，到如今的新农村建设，农村的问题一直受到各方高度的关注。然而时至今日，农村的形势依然严峻，这一状况不得不令人深思。
这一方面与我国的国情相关，目前国家不大可能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入”等方式推动农村的嬗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探索出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合理路径。关于农村的建设，学术界存在一种“西化”的倾向，过多的强调与西方的接轨，大多引入西方的理论或者经验，用于实践，进而再修正理论，如此反复。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验层面以及实践层面的具体差异，强行的嵌入一种外来的模式，最终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学术乃是一个国家精神领域的最高层面，学术界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突破必然也就推动农村各种问题的解决，我国学术的落后仅仅在于缺乏诸多的理论体系，创新乏力。然而，理论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或能证伪西方的理论，或者对其进行拓展，亦或建构一套我们本土的理论规则。我们欣慰的看到，《乡村的前途》一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理论，而是基于本土的视域，通过对相关经验的总结于梳理，探索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乡村治理的新路径和新思路。“我想我一直试图提出至少有些独特性的观点，提出一些与主流意见有些差异、与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的看法（贺雪峰，2007：3）。”
关于乡村未来的走向，贺雪峰既不同意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也不同意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的方式进行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则希望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据此进行新农村建设方式。贺雪峰相信，“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市化和市场化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９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贺雪峰，2007：5）。基于这种认识，贺雪峰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贺雪峰，2007：11）。全书也就遵循以下的演绎路径：
新农村建设应立足于农民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涉及到如何输入外部经济与智力资源的问题，也涉及到乡村组织的问题。乡村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既可 “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又可“引导、促成和支持农民更加多样且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和文体活动。”同时，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农民收入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将越来越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贺雪峰，2007：126），应当破除农民增收的神话，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这是全书的一个关键性判断，正是这一前提的成立，文化建设的意义也才会凸显出来。
但是，农民增收的困境是否无法突破，这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回顾04年广东等地的民工荒，证明当前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还有很大的空间，只不过存在一种类似于结构性失业的状况，市场急需的高技术工人，供给短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正在享受一个人口的福利，充足的劳动力为我国的制造业提供了
廉价的工人，同时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比如工会组织的柔弱又使得普通工人一直出于低工资的状态，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人数众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我们始终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源建设，国家以及社会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技能培训等提升自我的机会，因而农民工大多从事一些低层次的工作领域，这些领域工资低而且劳作辛苦，这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农民增收的困境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予以解决，当然，这需要长期的投入，从短期来看，农民增收的确困难重重。
以此，贺雪峰教授主张通过文化建设等方式重建农村的生活方式，进而增加农民的福利，“我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农村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主体性的丧失。他们认为电视上有钱人的生活才是值得向往的生活，而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生活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贺雪峰，2007：322）。按照一般性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来否定上述观点，即农民的生活方式只是农村发展滞后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并不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农村的落后。相对于制度的建设，生活方式的改变无疑是潜移默化的，不大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家长久的投入，也需要农村本身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效果无法预期。因而，与其花大的力气抓文化建设，重构农民的生活方式，倒不如通过新的机制引入或者本土孕育，改变农民的合作方式，首先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人的文化需求是与物质层次分不开的，当最低的需求无法满足时，所谓的文化、娱乐，大抵只是奢谈。
这样一种评判显然忽视了我国农村的现实，在农民增收乏力，农村的经济建设不大可能取得巨大突破的前提下，刺激农民消费，则可能加剧农民对经济贫困的感受。如何增加农民的福利，显然也就不能从传统的视角来进行。“一方面，农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让9亿农民感到满意”（贺雪峰，2007：114）。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建设等，增加农民的福利，农村才可能始终保持稳定，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要实现上述目标，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就是农村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来都是指绝大多数农民依托于其上的、主要用于种植大宗农作物的土地问题”（贺雪峰，2007：165）。对于农民的理想政策是，既能让农民出得来，又能让农民回得去，这样，农村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否则就可能演变成单向的人口流动，致使城市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将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单位土地高度集中经营格局，改变为以家庭为单位分户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虽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进一步加深了农村土地的分散化和小规模化。因而很多学者要求变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在农村推行规模农业。但是，目前在国家无力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土地事实上履行了这一职能，农民可以通过人均一亩三分承包地来解决温饱问题。“当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无法解决温饱，国家又不可能为9亿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时，农民问题就非常危险了” （贺雪峰，2007：166）。农村的土地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农村的诸多问题将会一直存在，贺雪峰教授从农民本体的视角出发，始终把农民放在中心的地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思考。近些年来，随着体制的变革，城乡二元格局渐渐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积极的调整与嬗变。农业税的免除意味着“与以往强调控制乡村
以从乡村汲取资源和税赋不同，新一轮国家一体化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不仅把乡村首次整合进国家发展战略格局当中来，而且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随着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党内民主建设等税费改革的后续改革的推进，国家一体化及其民主化建设将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许远旺陆继锋，2006)，乡村建设的环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乡村的治理决不可能脱离国家的现实环境，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的进一步整合，乡村亦不大可能隔绝村外的环境系统而单独实现“低消费、高福利”的理想境遇，贺雪峰在书中的目标指向多少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然而美好的理想并非是虚幻，贺雪峰教授为我国的农村建设构建了一幅新的图景，“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这无疑是连接新农村建设理论与现实的一次可贵尝试，关于新农村建设，不再是对西方理论的一种单纯应用。贺雪峰教授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总结，系统的论述了乡村治理的本土路径，这种乡村治理的视域之变与本土转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必将极大的拓展新农村建设的视野空间，通过此书，我们亦能欣慰，中国乡村的前途，无量。 （本文原载斯为盛评论200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陆云球（1984—），安徽黄山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