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来不曾抑或是不敢设想过“全球化”本身的对与错，是与非。而事实上现代全球化并不是进化而来的产物，而是为了一些特殊目标人为设计出来的
“1994年，为支付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后转型需要的资金，南非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并接受它们将其全国水资源系统私有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水价上涨导致仅在2001年中就有1000万家庭因无法支付水费而被断水。几百万贫困的城镇居民毫无办法只好使用未经处理的河水来满足生活之需，结果导致一场感染了14万人之多的霍乱爆发。”
你看到的这段话不是几年前世界上某个媒体的报道，而是约翰·卡瓦纳和杰瑞·曼德尔的《全球经济突围》一书中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时举出的一个实际案例。该书的两位作者在本书的第二版序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被我们称作经济全球化，即由新自由主义或者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的经济实验明显失败了”。
本书的第一部分“危机中的全球体系”深刻分析了在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三架马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统治和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自然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系统性危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分化，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恶化，农业与粮食安全危机，对本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摧毁。本书的第二部分“行动中的替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十项原则，并提出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海洋、多样化的野生动植物、所有生物用来传宗接代的遗传基因、人类积累的公共知识和智慧、社区非正式的支持系统、社区用来播种的种子、公共广场、共用的语言和文化、土著居民中集体耕作了几千年的公共用地等“公共财产”不能被全球化。
应该说，本书中提出的诸多观点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基本认知，而作者举出的事实和案例都是无可辩驳的，如同本文开头的南非水资源系统私有化案例一样。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其带来的挑战，甚至是机遇的角度来考虑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制订、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变革以及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应对，却从来不曾，抑或是不敢设想过“全球化”本身的对与错，是与非。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现代全球化并不是进化而来的产物，事实上，它是为了一些特殊的目标而人为设计出来的。这个特殊的目标就是：使经济具有优先权，大公司的价值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实现。”确乎如此，我们发现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背后，西方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的组织工具，它们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制度力量，已经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且拥有巨大的能量对各国政府施加着极大的影响力。它们也是全球贸易、金融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本书作者告诉我们，如果继续沿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方向走下去，世界的未来很可能是这样的：“三菱公司经营我们的社会保险，贝其特尔(Bechtel)控制着全世界的供水，德国银行经营监狱（也许还有公园），迪斯尼经营英国广播公司，默克公司经营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很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但却绝非不可能。
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后凯恩斯革命”，其当代典型代表是芝加哥学派。其理论实质是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靠“看不见的手”来配置社会资源。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到萨伊、帕累托和马歇尔，直至当代的萨缪尔森等，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是否存在一种客观公正、不带有政治、民族和国家利益色彩的所谓“经济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本来也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另一种是“莱茵模式”，即西欧、北欧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路径和经济指导思想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指导了德国经济的崛起，李斯特本人在德国也被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在今日英美主导的全球舆论中，李斯特是被封杀的人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恐怕绝非偶然所致。由于美国基本垄断了经济学教育，以至于今天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可笑的是萨氏本人的一句“名言”是：“一种思想无论多么荒谬，只要成为教科书，就会不朽地流传下去。”以至于著名学者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深刻指出，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学思想，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过去几十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上鼓吹“自由、民主”，在经济上鼓吹“自由市场经济”，通过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控制权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向全世界灌输这一切，其实质是保障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根本利益，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与经济自主是不在考虑之内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是萨克斯当年为俄罗斯开出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案，其苦果恐怕今天都让俄罗斯人后悔不迭。在南美，巴西、阿根廷由于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结构调整”药方，国家经济基本崩溃，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跨国公司则在其中大获其利。本书作者指出，权力应该从为全球性大公司服务的政府转到为人民和社区服务的政府手中，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巴西的卢拉的当选正是顺应了变革的要求。
两位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可能没有预见到2007年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从对经济全球化批判的视角出发，这场危机恰好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对当前不公正的全球治理结构的有力警示。一个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是，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全球性大公司的过度“自由”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分不“民主”，才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使得福山的“终结论”成为笑谈。西方其实不乏严肃的学者，比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资本主义伦理学》中即指出，“作为社会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也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半发展的制度”。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说：“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融合于一，必会成为21世纪的法宝之一。”本书作者也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必经之路。它只是许多并行的社会发展模式之一，而且其优越性还远远弱于其他的模式”。
欣慰的是，世界正在改变。两位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如阿根廷的“横向水平主义”、孟加拉国的“新农业运动”、墨西哥公有土地和社区的咖啡种植者协会、印度的“九种基金会”、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意大利“慢食品”运动、美国弗莱斯贸易组织、古巴太阳能组织、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合作公司��尽管这些努力还主要局限于部落、地区、行业、社区层面，还不是各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但已经开始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最新看到的改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变革，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无疑是让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全球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们感到欣喜的，虽然不是他们想象的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役”而另起炉灶。正如两位作者在书中坦诚提出，变革全球治理结构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两位作者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曾充满激情地写道，“成千上万的人们现在坚信，并不是非要全球化不可，它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是靠一套规则和一些自私的机构所推动的，而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民主。”的确，在本轮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开始走在真正的全球“民主”之路上，尽管路途将是漫长和曲折的。
作者：侯玉新 来源：智囊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