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一词在近年被高频率提起，中央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似乎都在准备迎接着一个社会建设潮流的到来。在2010年，一本叫《重新发现社会》的书引起广泛关注，其主题正是社会。作者熊培云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脉络，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就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提出了见解。他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他认为在政府、市场两大范畴之间还要有社会这一重要范畴的存在。
熊培云对建国六十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不断集权化的三十年，而改革开放则是去集权化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而最近十年，则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中国人不断从国家体制中抢回自己。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主权到人权，从政治到生活，从官方话语的衰微到民间话语的流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的维度。
熊培云认为，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中国政府面临的危险不是左右派的社会运动，而是来自政府是否能够跟上社会求变的思潮与步伐。对于中国左右派的争执，熊培云提出了新思路，即用“上/下”去取代“左/右”，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熊培云特别引用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观点，即在政府反复提到“稳定压倒一切”等“维稳”思路的时候，更应警惕社会的溃败。在孙立平看来，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近年中国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显露，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一些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同时溃败蔓延到社会，潜规则盛行、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丧失、社会认同与社会凝聚力急剧流失。
而在社会建设中，网络正在成为重要推动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崛起的象征，近年若干社会热点问题无不从网络发起，从“华南虎”“天价烟”到最近的“郭美美”事件、“药家鑫”案件等无不引起轰动，见证了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影响政府决策的趋势。因而熊培云认为，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并在改变着执政理念，即对互联网的重视标志着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
社会时代的到来，也带来了烦恼，这就是政府在与市场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给社会留出空间，在有些方面还得大幅度退出。但在小政府与大社会的趋势下，政府的权力机构的适应与转变还在艰难推进，由此也可以想像出中央不断强调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甚至是细致地把社会管理培训工作做到每个基层党政干部的背后焦虑与良苦用心。
总之，正如熊培云所言，中国正在面临“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政府和公民都应做好迎接社会建设潮流的准备，并认真梳理由此带来的烦恼和不适，让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继续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