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经济学界，一度流传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有谁能够系统的对中国30年来的增长和发展奇迹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他的成果将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或许并不是一个玩笑。过去30年（1978-2008），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7%，是二战以来，曾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经济体之一。2008年，世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0美元，是30年前的12倍。而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和所涉及人口的规模，这30年的增长，其历史性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其它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到底是什么？所谓“中国模式”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这一“模式”能够在目前世界上依然贫困的经济体复制吗？而在本轮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真的可以成为中国对其它发达经济体的制度输出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求解，已经不仅仅为经济学者所热衷，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者等领域的研究者，都试图基于各自的或者综合的学科背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解释框架的构建。
这些研究努力与近两年密集出现的中国关键性时间节点密切相关。比如，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更是被认为是中国在实现经济崛起以后，东西方文明的一次对话。
在这些以回顾性为特点的研究中，难免会牵涉到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推敲和试探性描述，但主要的篇幅还是在回顾上。不过，自2011年始，可以想象，更多关于中国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将走向何处的探讨将变得更加频繁。
这很容易理解。人们试图寻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在哪里”的根本动机，应该就是试图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么一个大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未来，同时，也必然是未来十年和二十年国际秩序构建中最大的和最关键的变量。
二
那么，对于基于中国发展现实的未来探讨，应该遵循怎样的分析框架呢？《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这本论文集，就试图通过邀请有关领域的前沿研究者完成对涉及未来中国中长期改革和发展的命题分别进行系统分析。
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基本都采用了实证的研究思路，就关涉中国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进行关注。基本上涵盖了对能够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的关注，比如：中国模式的问题、利益集团的问题、央地关系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三农问题等等。
这议论文集的作者包括：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黄益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肖耿（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区）、张永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者因为在过去的研究经历和背景，多少都对中国有过直接考察，这些研究在具备了理论背景之后，对中国现实的精准把握本论文集中大多数研究的特点。
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基于政府角色再中国经济成功中扮演角色的考察，进而得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的国家发展中，一直是一个“中性政府”。在其题为《中国模式及其前景》的文章中称，所谓中性政府，意指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这个政府保持中立的姿态，该政府不长期代表社会中的任一社会或政治团体，亦不受其控制。
在其看来，中性政府更精于促进经济发展，“它之所以这么做，具体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更快的经济发展给政府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如奖赏）；其次，更快的发展使百姓满意，便也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当然，中性政府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各团体之间永远是中立的，尤其是政府在支配着巨额财富流转的时候。很显然的迹象就是，“虽然私营企业一直都承认，和政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作此想。政府本身及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
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得出的结论可谓与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判断不谋而合，那就是在经过30年的发展，当下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判断是，阻力不是在意识形态，而是在利益集团，而这个阻碍中国的改革深入开展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行程，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讲，是正视自己定位的时候了。而且，这时候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房开始失灵。而且，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很好的正视自己的定位，进而重回中性的定位，将是一个涉及到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严肃性毋庸赘言。
在姚洋看来，“为了制衡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某种形式的明确政治转型时必要的，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应对各方面的目标，甚至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所以，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姚洋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尽管在民主国家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普遍，时常造成损害，但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制衡各个利益集团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上，中性政府所要做的，正式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
姚洋的分析是比较切中时弊的。而与中国政府是否能够重回中性定位同样重要的是，央地关系的发展，这将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有重大影响。对此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在其《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演进：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含义》中，给出了很富创建性的探讨。
在这篇文章中，就集权和分权的分析，张在温格斯特等人联邦悖论（所谓联邦悖论，强调中央与地方相互制衡对于一个联邦或国家自我执行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一个联邦或国家如果要自我执行，就要解决所谓的联邦悖论问题，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如果中央过于强大，则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如果地方政府过于强大，则中央政府的利益就会收到侵犯，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带来危机，从而导致联邦或国家的阶梯。一个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的联邦或国家，正是在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下最终形成的。）的基础长上对传统的三种宪政经济学的思路进行调和。进一步将政府控制权分为两个维度或变量，即人事控制权和财政控制权。一个国家或联邦能否持续或自我执行，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控制力上的博弈能否取得平衡。
这样通过两个维度来推演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趋势，在我看来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看到目前通过舆论所表现出的改革中国财税体制以使的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呼声，更多还是在单一的财政维度上看待央地关系的改革。而事实上，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除了通过财税体制的设计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政府具有很强依赖性以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更大的控制力来自于中央对地方官员任命的权利。
张永生在其文章中提出，“就财政关系而言，中国的中央-省级层面已经非常接近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主要的财政资源，而各省则在财政上较大程度地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人事维度。在中国，人事和财政的双重‘自上而下’的安排导致了一个非常强的中央政府。”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如何既发挥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势，又避免这种结构下可能出现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的应对就包含了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演进的可能空间。
但是，很明显，对于这样一种现实结构的改变，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推进，前景或许并不乐观。
三
就是这样，这本论文集中所选的文章，基本包括可能影响中国国家未来二十年发展和改革有关命题，并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思考。尽管我们说，任何人试图对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都是很不明智的，就像30年前没有人可以预测到30年后的今天中国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一样。但是，基于中国的发展现实和经济学新的分析框架的创设，从而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做出开放性思考，不管是对经济学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改革的昭示，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基于此，对于关心中国未来将向哪里去的朋友，我还是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团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经济学界，我们知道那里曾是华人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杨小凯先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杨小凯曾执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并当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在如今纷繁的经济学界，似乎很多人淡忘了那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学者，更淡忘了他在自己19岁的时候，就写下了那篇让他遭遇10年牢狱的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尽管这篇论文代表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善意想象。
如今，这本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改革的论文集，让我们注意到在澳大利亚有这么一群经济学者，他们也在关注着中国的未来，且在他们的文字之中，除了理性，还可以读出不少的善意。而善意和理性是观察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不可或缺的态度。
12月7日，北京大学博雅酒店的一个僻静会议室内，这群学者优雅而认真的讨论着关于中国的命题，窗户外面，阳光很是明媚，尽管这个时候的北京已经寒意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