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30年的路怎么走？这是各方面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更是改革研究者需要重点探究的历史性课题。中改院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这个重大课题研究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是迟福林同志和中改院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在这份成果中提出，着眼于构建消费大国，中国需要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应当说，这是中国后30年改革发展的大判断、大思路、大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全局性。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需直面“三大终结”。作者认为，在过去30年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中，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与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我国也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但适应于发展阶段变化，发展方式转型却尚未破题，并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这些矛盾集中地凸显出来，迫切我们必须尽快实现“三大终结”。第一，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萎缩的长期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13亿人的大国经济不能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出口导向模式必须终结；第二，投资率长期高居不下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供给结构严重扭曲，尤其是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更使得原有的低成本扩张难以为继，投资主导模式必须终结；第三，从根源上看，发展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迫切要求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必须终结。这三大终结，我个人认为，是对发展方式转型具体内涵的深刻阐述，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面对三大终结，中国的改革也急需要取得新的突破。应当说，第二次转型的客观基础已经形成，发展型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基本动力，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第二次转型机遇难得。关键是我们要尽快形成第二次转型的基本思路，跳出经济看经济，注重政策与体制的协调配套，注重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存量改革，注重利用外部环境。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第二次转型的核心主题。作者认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中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期。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趋势看，至少需要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从当前到未来的30年左右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其主题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形成以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成为一个真正的消费大国。纵观全书，作者始终把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第二次转型的核心主题，我认为至少四层含义——“消费、创新、绿色、公平”。一是消费，消费是形成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也是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表现；二是创新，新阶段的创新不仅在于技术的创新，更在于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三是绿色，绿色发展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后危机时代主要表现为低碳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本书用较多的笔墨阐述了这一理念；四是公平，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作者着重从人的自身发展角度进行阐述。
第二次转型需要跨越“五个坎”。第二次转型是涉及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转型。要成功地推进第二次转型，需要跨越“五个坎”。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作者认为，在一系列反危机政策实施后，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初见成效，但客观地说，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投资拉动的。要适应消费主导时代的到来，需要打破相应的体制障碍，尤其是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鲜明地指出，扩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有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建议把国有资产配置主要限定在公益性领域，把“藏富于民”作为新时期国有资源配置的基本取向，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
——城镇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时代。城镇化客观上成为中国扩大国内消费的主要途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载体。而当前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直接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究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不能再把城镇化建立在城乡二元分割、行政主导、投资主导的基础上，要尽快实现城镇化由工业化主导向服务业化主导的转型，由行政主导向经济主导的转型，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
——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作者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主导型和行政主导型两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叠加，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不仅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推进城市化形成制约，还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未来几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将全面加快，城乡结构的变化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为此，以城乡一体化矫正“半城市化”和加快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创造高质量的城镇化、以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化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作者认为，随着发展型新阶段的到来，社会需求结构进入战略升级期，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凸显，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由此，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进一步完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体系，成为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任务。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转型中的大国，中国已进入了低碳经济时代。应当看到，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一种生产约束条件，也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更体现了大国责任。着眼于未来30～40年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建设消费大国，不能建立在高碳经济基础之上。为此，第二次转型需要打破高碳经济的体制基础，尤其是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环境产权制度建设，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等，才能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政府转型是破解“五个坎”的关键“利器”。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理念和决断力的考验，核心是对政府转型的挑战。与第一次转型相比，第二次转型同样需要政府扮演改革发起者、领导者、组织者、宣传者的角色。不同的是，第二次转型对政府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才能担当起领导和驾驭第二次转型的历史重任；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第二次转型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比如，第一，政府要从投资偏好转向消费偏好，要为扩大国内消费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第二，政府要从行政主导城镇化转向经济主导城镇化，尤其是要克服由于政府因素带来的“逆城市化”；第三，政府从公共服务供给缺位转向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主体，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水平；第四，政府要从自身利益中摆脱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很赞成作者提出的“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一判断。
“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是“十一五”收关之年，也是“十二五”奠基之年。着眼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作者将“十二五”置于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认为“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是打破行政壁垒、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是消除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五年，是保障13亿人基本公共服务的关键五年，是推广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具有重要意义。能否在“十二五”时期解放思想，形成共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启动第二次转型，关系到未来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估计“十二五”改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建议，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向所有关注、关心、支持中国改革事业的朋友推荐《第二次转型》，希望能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参与到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中来！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