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
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它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割据称雄，拥兵争霸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各树派系，荣损与俱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籍，几无立足之地。
纵横捭阖，制造政潮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如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民主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北洋军阀集团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控制和操纵政权。袁世凯在清末就以出卖路权来乞求帝国主义的培植。当时，他已在清廷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为日本在上层培植亲日势力的对象。日方敦促他招聘日本顾问，派遣留日学生和提供新式武器。辛亥革命以后，他为了镇压革命，统治人民和为一姓的尊崇而实行洪宪帝制，更不惜以国家权益换取善后大借款和接受日本的“21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