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走进一家大型书店，扑面而来的是一架红彤彤封面的新书，封面之上是两行七个大字：当中国统治世界。副标题是：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再仔细看一眼，发现作者还是一名叫马丁·雅克的英国人，并且有着“LSE 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很有点像是一位专家的样子。近两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快速提升，我国人民已经开始重拾自信，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加快实现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梦想的强国之梦；而我本人，也深深受此鼓舞，以为这必将是指日可待之现实。但是看着那满满的一架书，我却心中依然生出难以抑制的困惑：我们现在正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年代？相信，哪怕是仅仅两年前，这样的书名都会是一个笑话，而现在，它却已经开始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并且，还有着一批的知名的专家学者在倾力推荐。是中国真的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还是仅仅是中国人的心态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影响力上，都开始呈现式微之象，但是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必然崛起？毕竟，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我国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今天，是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岁月的，而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仅靠经济实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日本战后的发展可谓殷鉴不远，更不要提，在我国国内，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时常令人抑郁，忍不住要登楼高呼，将栏杆拍遍了。
而所幸，不论国人的心态如何，自古以来，中国便有设立言官的传统，一方面使得身处庙堂的统治阶层，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而那些处江湖之远的低级官员及知识分子，也可以一舒胸臆，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大事的见解。这一风气到了明代尤盛，乃至传下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而此后到近代，言官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其精神核心，却被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所继承了下来，他们秉笔直书，或抨击时弊，敢于直指奸佞；或建言献策，力图匡正危局。尽管由于角度不同，其所言未必篇篇中肯切实，然而其心可嘉，其诚可敬，而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他们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思，往往为国家社会之前进，树立起新的指标。
由是观之，新星出版社最近出版之熊培云先生的《重新发现社会》，正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阅读。
在该书中，作者依照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到物权、税权、自由、民主等现实问题这样一条逻辑线索，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建立于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石，从而使国家概念相对弱化的世界图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由于个人权利的解放，遵循自由选择的社会会代替集体利益至上的国家，从而使每一名个人的权利得以做大限度的释放，而保障这一切的，正是对于物权的尊重。而这种释放，其结果也必然是民主和自由。虽然说，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日渐民主和自由的时代，但是，作者的这一构想听起来仍然像是一场乌托邦，因为即使是在以民主和自由来标榜的美国，国家的概念也是仍然至高无上的，例如，在美国便存在着一家名为国家利益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的机构，以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为己任。更不要提美国政府为保护其国家利益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行动了，因此，在真正地实现地球村，达到世界大同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国家恐怕会一直存在下去，而同时，国家利益也会随之而长存。
但尽管作者的这一愿景恐难实现，但围绕着它所派生出来的种种观点，却不乏精彩之处。比如，在谈及传统文化的《从孔夫子到“孔先生”》一篇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颇为具启发性的观点：“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为标准去否认另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像责备加勒比海的海豚为什么不去红磨坊跳舞一样荒诞不经。”这话说得很俏皮，却着实很中肯，尤其是对于习惯于膜拜偶像的大众来说，更可谓振聋发聩。现在的人们常说，要凸显自我，实现自我，然而，模仿偶像的人生又何来自我？没有自我的社会又何以实现全人类所追求的民主？当人们将一切归咎于体制的时候，同样不应忽视的是体制内的人，否则，恐怕是收获的并非有序的繁荣，而是丛生的乱象！
阅读《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可以发现很多作者对于我国当前社会种种现实问题的思考，上面所提到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我以为，当前的中国，正如同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虽然其上升的轨道已无可置疑，但其周围黑暗犹存，前路亦险，若有不慎而偏离轨道也未可知，而也是正因为此，各种思潮便纷至沓来，悲观的乐观的，批判的颂扬的，等等等等，相近相左之见可以同时甚嚣尘上，令很多人莫衷一是，倍感迷惑。但越是这样的情况下，则越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会思考，并热爱思考！
惟其如此，我们民族的复兴，才能真正汇为一条不可逆阻的潮流，摧坚破锐，直面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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