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于“窝里斗”，从某种角度讲，这确实是事实。从2000年中国彩电业的价格同盟，到后来还未结盟就胎死腹中的中国空调业同盟，再到后来的EVD联盟，中国企业的合作总是短命。更要命的是，有些企业还把“窝里斗”的传统，带到了海外。事实上，在海外项目的竞争中，中国企业之间相互冲突、内耗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国人引以为傲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前几年都在海外“掐架”，引得唏嘘一片。
对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市场开拓疆土，关键在于它们强调合作精神。围绕着三井、三菱等六大财团的企业群，能够布局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丰田、松下、日立等相对独立的企业集团，也能像狼群一样，席卷海外市场。在共同利益面前，日本各企业就像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那样空前团结。所以，美国人曾戏称，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一家“日本株式会社”。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商帮，以及现代的商会，都曾诠释了团结的意义。1910年，宁波人成立了宁波旅沪同乡会，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让所有宁波人持股的银行和钱庄之间，相互控股、相互兼职、相互拆借、相互投资、风险共担，成立了一个宁波商帮的大财团。这种融合的关系，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叉持股银行团。
他们团结到什么地步？ 1916年，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银行，相继陷入货币挤兑危机。为了应付挤兑风潮，当时的政府禁止客户兑换、提款。由宋汉章带头的宁波商帮，联合所有浙江商帮的银行，相互提供资金支持，并允许其客户自由兑换、提款。他们抛出“宁波人的信用，不能因为政府的政策改变而破坏掉”的豪言壮语。最终，宁波商人的交叉持股与相互支援，竟把整个大上海地区的金融给稳定了下来。商会还是比较低层次的团结合作，中国企业在外发展，更需要更高层次的合作机构、更规范的组织，政府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这类机构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