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达夫妇不同，薛涌先生对美国的观察显然不满足于近距离素描，更意在为观察中国提供参照点。这种隐藏的意图在他最新一本美国观察《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得到相当淋漓的发挥。
薛涌将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归结为“反智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换句话说，现代性并非不承认人与人素质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必须被转化成法权上的平等。而薛涌笔下的“反智主义”更是把这种对平等的诉求贯穿到了人的力量与才智上。托克维尔早就观察到了，现代社会在一切领域中都在不停追逐着平等和民主，对于美国而言，从来没有任何类似于欧洲和中国的文教传统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浪潮汹涌的“反智主义”呼声中很难立足。
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那些学者诚然智力甚高，才华出众，但在钞票面前却毫无立锥之地。在美国古典学界畅销一时的名著《谁杀死了荷马？》中，作者在为学生们讲授古希腊经典时，总免不了被学生诘问: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去的知识？今天的古典学家们无论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反智主义不但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选择，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从事学术的心态与目标。
在面对现代性对大学精英教育的冲击时，薛涌显然没有任何焦虑感。他不认为这些美国大学缺乏“人文精神”，没有“终极关怀”，反而认为现代大学理应如此，并且还连带地认为中国大学正是缺乏这种实用性技能的培养。
照这么说来，反智主义就是反精英教育。但果真如此吗？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焦点在这里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反智主义支持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却不断被培养出来。美国人是如何在大学里做到这一点的？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文中，薛涌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是如何通过大学教育而型塑的。而在《难以弥合的南北裂痕》、《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等文章里，他又不忘告诉读者:不要以为美国教育环境风平浪静，黑人问题、贫富差距、家庭代沟、信仰冲突等等所有社会矛盾都可以反映到教育问题上来。
所以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现代社会不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浪潮，大学教育如何培育出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不被金钱吞噬的社会栋梁，也即大学如何巧妙地实现大学之用与大学之道的完美结合。
薛涌显然没有在书中过多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这些探讨过于削弱薛先生“价值中立”地描述美国的观察角度，也许是因为薛先生认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在他另一本谈教育问题的著作《谁的大学？》里，我们看到的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激烈“反智”的社会精英。
比起薛涌的另外两本美国观察而言，这本书更与我们的问题与困惑相近。因为现代性这一无处不在的幽灵，不但在美国和欧洲的上空徘徊了几百年，也正在不断改变甚至是颠覆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自废除科举制以来，我们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已经完全瓦解并重建了。反智主义决非美国人的专利，实用和功利教育也占据了中国大学的主流。不过薛涌在这本书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答案，那并不是这本书的主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薛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展现:他笔下的美国，正是我们的今日与明天。
文：雷思温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