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结合以前的阅读资料，各用几句话描述一下对书中七个人物的印象。
朱元璋。丝毫不用怀疑这位开国皇帝的传奇性，以最低贱的出身在元末大乱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这本身就是奇迹。但更为传奇的是，这位皇帝开创了影响中国五百年封闭性统治的理念，让宋元已经开放的中国走向闭关自守，让已经起步的商品经济退回到自然经济。而清朝只是对他的政策的继承。为了追求天下太平，他展开了乌托邦式的辛苦探索，包括最严格的思想控制、人口流动控制、贫富差距控制等，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更要命的是，他的许多追求到最后的结局竟是适得其反。
朱棣。不要用道德来评判政治家，这句话用在庙号成祖的他身上，非常适用。准确的说，他其实是个乱臣贼子，夺了侄子建文皇帝的位子。但历史由胜利者来书写，他竟然把建文皇帝前后四年的年号也取消了，害得朱元璋死后也不得安宁，洪武年号硬生生被延长了四年，也苦坏了史家。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充分展示了流氓本色，比如建文帝要求交战中不要伤害叔父，于是他时时走在叛军前面，让政府军无可奈何；他为了方孝孺的不屈服，破天荒地实施了灭十族；他把建文帝身边谋臣的妻女交由军士轮奸；他对咒骂他的人实施了让人战栗的酷刑，等等。但他知道如何掌握分寸，适可而止，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雄图大略，营建北京城，迁都，打击蒙古，郑和下西洋，最终没有以负面的形象留在历史上。
海瑞。明末思想家李贽的评价非常恰当，海瑞是万年青草，青草好看，也很圣洁，但绝对当不了栋梁。但海瑞是绝对的清官，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定下的极低的官员俸禄制度，以至于家庭极度的贫困；他也严格地执行了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打击富豪，力求实现均贫富；他严格执行朝廷的规定，让与他打交道的同僚吃尽了苦头；他还骂皇帝，并预备了棺材，皇帝也拿他没有办法。但经历两次罢官后，即使重新让明朝振作的张居正也没有用他，因为时代变了，他的清官所为并不能让地方经济得到发展。于是，黄仁宇等历史学家送他了一个偏执狂的外号。
魏忠贤。他的结局只能说明，没有真才实学的瞎混，最后肯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尽管他很聪明，也很会玩阴谋诡计，但终究没有治国的本事，虽然把皇帝糊弄了，但天下的事不好糊弄。更重要的是，他忘了中国的古训，盛极而衰，不知道收敛，竟然也敢称九千岁，还敢大言不惭地与古代圣贤齐名并广立生祠，诸多的倒行逆施只能让他的悲惨结局更加的确定无疑。当他一手看大的皇帝去世后，一切已经结束。他的惨败是那样的迅速、那样的轻松、那样的让人不可思议，但确实是事实。但让人悲愤的是，他死了也就算了，国家已经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只好让不像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当亡国之君了。
张献忠。他在四川时期的最后疯狂让他的英名毁于一旦，不管到底有多少死去的四川人该由他负责，还有多少该由清兵负责，反正清王朝已经把所有的死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让他在历史上翻身不得，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终究成为人口史研究的重大事件。何以由痛恨士子到最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迷。最后只能从他的胸无大志来分析，还有他的流贼传统、痞子风格。但根本的是，他确实没有逃脱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以暴制暴规律，其不仅是对统治阶层的疯狂报复，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一场摧残。
吴三桂。岂可一叛再叛？当年一怒为红颜而降清的举动已经让他不可避免地成为贰臣，当他再一怒为不能当个云南王而起兵的时候，一切已经改变，失去了同情，更没有道义，只能在临死前以大周皇帝的身份演示了一次登基的礼仪。第一次的反叛说明他还年轻，很不成熟，已经说好的归顺李自成，却突然变卦。第二次的反叛说明他不懂政治，只是一个武夫，天下已经太平，他却死守着自己的军队，要粮要饷，独霸一方。可以批评清朝忘恩负义，但就凭着他对南明余部的残忍追剿，也足以让中央警惕了。他没有让自己从历史的舞台上合适的退下来，于是只好被迫退下来，以悲惨的方式。
郑成功。完全的悲剧英雄。他完全可以走得更远，但却只差一步，当他反攻长江的时候，清廷为之震动，甚至准备带着小皇帝重回关外。但他没有与南明另一路的行动密切配合，最后被各个击退。此后，他只能选择以台湾作为最后的根据地。更不幸的是，他一直尊奉的南明小朝廷在吴三桂等降将的追击下，连一点皇室的余脉也没有留下，反清复明的大业竟然失去了旗帜。他还过于严厉，导致后院失火，被儿子郑经取代自立，一代英雄只好含恨而终。但历史记住一个人一点也就够了，他为了民族大义，拒绝了各种诱惑，坚定地收回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