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说的话呢？段祺瑞。谋刺宋教仁案发后，赵秉钧引咎辞职，袁世凯匆匆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时值袁与五国银团代表就2500万英镑借款周旋、临近签约。根据《临时约法》，即便走走形式，借款合同也要经过临时参议院批准。而袁借口参院批过此案，此次经过参院只须备案而已。议员们不高兴袁的答复，遂要求段出席质询会议。段带了一批武人随从，一入会场便起到对议员的震慑作用。许多准备发言的议员噤若寒蝉，闭上了嘴巴。有几个议员出来打圆场，就程序问题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武夫段祺瑞暴跳如雷，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中国现代议会政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以上缩写自《武夫当国》某章。段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令人拍案叫绝，遂复制下来作了题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83章，140余万字，作者陶菊隐。三联书店分别于1959年（8卷）、1983年（3卷）出过两个版本，坊间殊不易得。此次海南出版社将是书编为5卷，取名《武夫当国》，即将上市。我近水楼台，趁十一长假先读了前20章，从袁随庆字军赴朝到袁去世，写了21年。有两点感受，与大家交流。
此书并不易读。本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尤其熟悉袁，计划三四天83章一口气拿下。不曾想断断续续读了一周，才翻过四分之一不足。其中一个关节，就是作者及其写作背景。陶菊隐先生14岁入了报行，正值民国元年，前20章的主体部分，皆作者亲闻亲睹，许多细节描写由不得一目十行，只好慢慢品味。而“史话”成书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史实叙述中，时常夹杂作者评论，想想那个年代，字里行间站满了警察，躲都躲不过，只要你不想丢掉细节，便要付出时间代价。《武夫当国》真的让人爱恨交加。据说当年书出版后，有两种评论意见，一是曹聚仁先生的，说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一是史学行里的，认为评论失之偏颇。我以为，于后者，陶先生碍于时情，有无可奈何的一面；于前者，无法苟同。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产生目光如炬史家之可能，陶先生当不例外。
此书十分重要。还是要回到作者之背景上来。作者先后任过长沙《女权日报》、上海《时报》、《湖南民报》、《湖南日报》、《湖南新报》、上海《新闻报》、《武汉民报》、南京《华报》、上海《晓报》等各地报纸的编辑、撰稿人、主笔、特约评论员、特约记者、助编、主编等职，是几与张季鸾齐名的民国记者和报人。一个14岁的中学生，民国元年入报行，直至民国38年国民政府退台，期间始终“混迹”于各种事件的一线，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其笔下的历史因其经历而波澜壮阔、翻云覆雨、楚楚动人，可想而知。段总理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若非耳闻目睹，想必不会如此生动。缺少精确细节和“花边儿”的历史，只可能是木乃伊历史，难得被世人传诵。但仅细节和“花边儿”绝不可能构成信史，于此，曹聚仁先生的评价便要重新体会。陶先生用大量笔墨铺陈袁从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一步步走向“帝制自为”之过程，如果少了史家之识，与街谈巷议有何区别？当赶走字里行间的警察，我们常常可读到这样的句子：袁世凯第一次破坏了……，开了……先例。当历史又行进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读到有关袁与北洋军阀的最新研究，“领略”那么多陈词滥调，知道了陶先生的可贵。
因最近重温陈寅恪，不知怎么想起了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遂找来读了一遍。该作并非通常意义的专著，说是论文集更符合实情。加上所附方氏父子重要诗文辑轶、选抄，全书25万字，论证的核心问题其实只一个：方以智死于自沉，死于惶恐滩。我们先看看余先生是怎样完成他的论证的：“余考密之（以智）晚节先后十有余年，于死节一端且论之至再至三，必穷其原委而后已。”有一论“方以智晚节考”，再论“方以智晚节考新证”，三论“方以智死节新考”，又论“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为证。方以智死节一端，何其重要乃尔？翻阅全书，仍不深得要领，再读“增订版自序”，始获答案。还是看看余先生怎么说：“密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于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致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又说：“欲知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仅当知该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当知其如何死。”余先生坦陈“本书所考者，则古人之心也”。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辞。况且“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此中原因是：“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鸣，其声回荡曲折，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考古人之心难，考古人隐语系统中之心曲更难。“微辞”非空穴来风也。再看余先生如何解释：“惟有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庶几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见古人之心耳。”余先生此时恰当地引陈寅恪师为例，赞扬陈师《柳如是别传》为实证与诠释熔于一炉之典范。吾生也晚，所学极陋，但于余先生的“实证与诠释”方法，颇有赞成之意。我尤其赞成余先生“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的论调，并视为史学之根本和灵魂。有了余英时先生的种种启发，我略知其研究所为之何一二。对比陈寅恪师的种种文迹，恍然乎觉得余先生更像陈门弟子，而去其钱师宾四先生远矣。
言归正传。余英时先生隐考古人之心，形致一种文化中人之死生。段总理之“木已成舟，毋庸再议！”棒喝，七转八转，于史学一项究竟演绎成了某种传统，我姑妄猜测，此一传统下之人，若知其如何生了，是否意味着知其死之结果？
文：刘苏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