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的面市，竟也让我忍不住埋首阅读，以我先前的知识经验，明亡的原因不甚复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先生的话说得似乎很明白，很长一段时间，我奉之为相对的真理，但读了阎先生的著作，发现他的学术的切口与黄先生大有不同，阎先生截取的时段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整整六十年的历史，这六十年可谓国家动荡、风雨飘摇。所以，这六十年大有文章在。
作者还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作为本书的线头，他就是袁崇焕。黑格尔曾经说过，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作为两次出现，一次作为悲剧出现，一次作为喜剧出现。袁崇焕，这个悲剧人物应该说是悲惨到了极点，今天，我们重新温读历史，也只是把袁这个悲剧当作一个小小的历史事件来叙述，而在作者眼中，袁崇焕的命运就是折射明亡清兴的一面镜子。其实，对于袁本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后人的纪念、缅怀都有一些戏剧化的意味了。
在书中，还有一些占了一定篇幅的人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时间很短，但却举足轻重，比如，万历皇帝，在位几十年，“占着茅坑不拉屎”，只图自己的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比如：努尔哈赤，有勇有谋，刚出道就露出了锋机，的确不可小觑；当然还有郑和，不去论当时他下西洋的动机与目的，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历史事件离不开主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作用的发挥，往往离不开典型的历史环境。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将领的酒醉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所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胡适又说，历史是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似乎是悖论，但很多人相信了这个悖论。
我看得出，阎先生在讲述“明亡清兴”的六十年的历史，他追求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但，我们不可能亲历明清时代，如何科学研究呢？也无非是科学运用历史材料问题而已，尽量使史诗接近真相。然而，长期以来，文史结合紧密，史难以脱离文学，文学也常空想历史，因此，对于历史的真相，也只能尽量接近事实本身，不可能还原。
当然，我也会拿这本书与易先生的《品三国》相比较。我觉得易先生是用现代的眼光解构“三国”；而阎先生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两者各有所长。易先生的话题是轻松的、幽默的，阎先生呢，多了份历史的厚重感，却缺少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当下”意识和情怀。作为读者，我尊重他这种对历史研究的认真和执着。
文：丁一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