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晋商的专家，只是因为写晋商题材的小说，从1986年开始，即搜罗一切与晋商有关的史料、史迹以及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及今已20多年。这期间创作、出版过几部反映晋商历史的长篇小说，如《真迹》、《白银谷》、《茶道青红》等。所以，自以为对晋商历史还算是熟知的。但读过曹培红所著的这本《忠义的资本》，却深感自己疏漏了晋商历史中多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本书重点论述的晋商有关“会馆”的制度建设。在我所涉猎到的有关晋商研究的学术论著中，对晋商会馆制度的研究，也同样被遗漏了。
曹培红的这部著作向我们表明，晋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第一商帮，它的会馆制度是不能或缺的。
我一向以为，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商帮，是因为它具有制度创新的大智慧，而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商业奇才、商战中的机巧智谋之类。晋商的成功，即在它既能做大，更能做久，一代创业，代代承传，百年不衰。也就是说，晋商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创建了一套“可大而又可久”的“良法”，靠制度创新，而不是靠个人智慧，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大课题。比如说，它的“伙东制”的创建，即今所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很有效地解决了家族企业的承传难题，靠选择贤能的经理层，弥补子孙不肖。这一制度，即使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也不落后。再比如，它的股份制的创建，特别是其中“身股制”的独创，在经理层中建立了很好的激励机制，留住了最优秀的人才。这些都是被近年屡屡论及的。而本书所论及的会馆制度，亦当是晋商之所以能做大做久的一大“良法”。可惜过去论述不多，今曹先生弥补此缺失，甚为可贵。
首先，晋商借助在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中，祭拜关帝，不着痕迹地将商业诚信信仰化了。商业诚信，并不是晋商所独有，也并不是因山西人善良、厚道，才经商诚信。不良的山西商人也有的是，只是行之不远，早已倒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知罢了。我以为诚信不过是商业成熟的一种标志，因为诚信是商家最能获利，最能获厚利的资本。这是那些做大做久的商家，才能取到的商道真经。晋商也好，当今的那些国际大品牌也好，莫不视诚信如生命。晋商在自己的会馆，借助供奉关帝，将诚信上升为忠义，其实也就是在守护自己的立身之本。诚信本应该是商家的自律，晋商就这样通过会馆制度，将其变成了一种“神律”，虽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语境中，为保晋商的长盛不衰，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别的良法所不能比拟。马克斯韦伯将清教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而犹太商人也与它的宗教信仰不可分。晋商的忠义信仰，其内核也还是儒教精神，是它深层的文化密码。
其次，晋商的会馆制度，也是能使其成为强势商帮的重要依托。与晋商同时，在中国存在着不少大的商帮，如徽商、浙商等等。晋商之所以能强于其他商帮，与它有较为完善的会馆制度密不可分。据我所知，晋商在内部，在同业间，也存在充分的竞争，因此而保有活力。但有帮规、行规，使相互间的竞争不至沦为恶性相残。如票号的利率，多是经公议后，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共同遵守。而遇外部危机时，又能同舟互济，合力对外。做这种落实帮规行规、聚议协调的常设机构，便是各地的会馆。这就使同业真正成为有凝聚力的“帮”，即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集团。可见会馆的职能，相当于今日的行业协会，本书在这方面有精到的论述。
再者，晋商的会馆制度，也是将其的慈善义举制度化了，这对维持商帮的良好社会信誉，亦是良法。会馆还是当时同乡、同帮、同业的商业驿站，自济组织，等等。在当时那种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晋商将生意做遍天下，没有这种会馆制度的支持，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想提及的，还有本书的文体。本书不似一般的学术论著，而是以义理为纲，以生动的史实、故事、商战实例为目，行文简洁生动，读来趣味盎然，尤其于当今的为商者，办企业者，有很强的针对性。且配有荣浪踏篇遍全国，所拍摄的晋商会馆的历史遗存，与论述文字互为印证，图文并茂，更使本书的文体，别具一格。
（本文为作家、小说《白银谷》的作者成一为金成出版社出版、曹培红著《忠义的资本》一书所写的序言，有删节。）▲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