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不为所动。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这里无意于对他们当时的选择做价值评判。但是，比起文学家的文体学来，钱穆先生这种史家的文体学功夫，却委实让人惊叹。“
看完这段故事，我也很是惊叹：读书能读成这样，真乃牛人、牛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