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是部名著，使其出名的与其说是“胡说”，不如说是“唐（德刚）注”，草蛇灰线，借题发挥，很有点“笔记”味道。胡书开篇先讲家乡，唐注便是一大套：“胡先生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所以他头脑里仍然装满了‘科举时代’的许多旧观念。在那个‘太后垂帘’的宗法社会里，由于‘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尽管有些‘祖籍’，他们连做梦也没有去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
胡适那一辈新派读书人身上确实都有不少“农业社会”的观念，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又正是他们有意要颠覆的。早在清末，“废省界”以至“废县界”的意见就在趋新之士中流行起来。按胡适自己的说法，他所在的“中国公学”之得名，就是因为此系“各省公共决议的，无所谓省界”。这一取向成为彼时不少读书人的自觉意识。胡适好友任鸿隽就曾说，“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
清末的“废省界”观念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切影响，其基本思路是，“某省某县”这种分散性的地方认同，不利于“中国”这一大认同的形成，因此，为了“合群”以凝聚“国民”力量，就必须废弃各种地方意识。无独有偶，钱穆与冯友兰也曾发生过一次争论。钱穆提出：“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友兰则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穆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成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
冯友兰与任鸿隽的论述重点不同，但思路如出一辙，都有以“大认同”取代或者涵盖“小认同”的倾向。自然，在有些情形下，地方、族群这一类“小认同”确可对国家、世界的“大认同”产生阻碍力量，但实际上，二者关系是极为复杂的。20世纪初，就在不少人高喊“废省界”的同时，“地方自治”的思想也在盛行。这种思想认为，国家由地方组成，要爱国，必当自爱乡始。其时上海一位热衷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士就指出：“国者，乡之积也”，以乡土知识教人，正可“动其爱乡之心，引而致于爱国也”。1903年南洋公学一位学生说，故乡乃是祖国之母，“爱祖国而不爱故乡，与爱人子不爱人母何异？”这样，地方认同不但无阻于国家的大认同，且正是国家意识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
其实，这种看法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稀奇。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士人“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其杰出者“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但这又绝不在形迹。对于儒者，由一身至于家、国、天下，或由天下退至一身，皆是一以贯之。实际上，常有人终其一生，足迹不出于乡里，而关怀所向，仍不失为国士、天下士者，正因一隅之中即可窥见整个国家以至天下。相反，离开乡里这一层次，国家、世界都成为虚悬之物，空空洞洞，难以把捉。毕竟，每个人生下来首先面对的，都只是他周边那个和别处不同而更为具体的“小地方”，只有从这个小地方出发，大世界才会一步步展开。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认同层次原本极为多元，各自相异的认同维度是可以共存的。但20世纪中国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更多地注意了这些认同相互排斥的一面，使得我们的认同感呈现一种简化趋势。问题是，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文化和认同的多样性也为人们应对各种危机提供了更广阔的启发。然而，随着地方、族群这样一些“原生性”认同被一个更为“标准”的中国认同所覆盖，甚至被当作导致“分裂”元素加以拒斥，“中国”概念本身的丰富性亦在逐步流失，这对于我们因应未来各种变局的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可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