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斯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必然先在工业化的欧洲爆发；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这过程中将产生与革命运动相应的文化与政治上层建筑。虽然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如此预言，百年后的工业化国家工人仍然没能达成这个任务。
葛兰西针对马克思主要强调社会经济结构，而对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以及个人的主动性较不重视的情形加以修正。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了一个政权的维持，是需要政治的强制力加上霸权文化的力量配合，而后者来自于在市民社会的配合之下，以包括如教育、大众传播媒体等对于大众的潜移默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虚假意识，使此一霸权得以维持。在所谓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文化霸权的力量尤其隐密而强大。
因此，要霸权有所转变，必须由知识分子先以所谓的“阵地战”进行长期准备，与社会上的许多集团合作以及并逐渐促使其意识形态的转化，取得了此一基础之后，方能进一步使霸权转移。
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起源于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这套理论可以应用得更广。根据葛兰西的理论，当前盛行的文化范式既非自然的，也非必然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包括机构、实践及信念等等的文化范式中分析其支配结构。
文化霸权并不是单独的或统一的，它是社会结构的分层展现。其中的每一种结构都有各自的“使命”与内在逻辑。然而一如军事组织，每个结构都假设了其它结构的存在，并彼此结合以达成更高的全局使命。霸权便是如此运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社会的其它部份貌似无关紧要。然而整体而言，每个人的生活都构成霸权结构的一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活动中，多样性与自由意志看似存在；而正是借着无数这样的情境，巨观的霸权结构得以维持，而不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察觉（见葛兰西《狱中札记》，页233-38）
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能更进一步解释社会文化与政权变迁的过程，并且更强调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作用，可以弥补马克思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