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世俗生活占据了白天，还力图侵蚀整个夜晚；它支配了人们的日常活动，还要搅动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把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变成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当一些人变得越来越“现实”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灵魂也变得越来越“现实”。以至于崇高在有的人眼里成为需要躲避的对象，一些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巨人，在精神生活领域变得矮小不堪。由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执笔的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新把崇高带回到我们面前，为我们被世俗生活锈住的灵魂做庄严的洗礼。
崇高是一种极限性精神境界，它一般不会发生在通常的日常生活环境中。崇高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精神的牵引力，能使人们生活在世俗中而不被世俗所淹埋，不被世俗思维所纠缠，不被世俗的价值倾向所同化。在《忠诚与背叛》中，忠诚的崇高特质在于极端恶劣环境中烈士们无畏的选择、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宁为玉碎”的情操品格。他们的崇高精神不仅表现在面对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时的无所畏惧，还表现在他们在这样的非人境遇中对一个革命者存在意义的不懈追寻。他们用鲜血写成的《狱中报告》，不是为了邀功请赏，更非个人痛苦的记录，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所执著的是对于一个“理想”的未来命运的关切和忧心。“狱中八条”是这“有所作为”的崇高的明证，它远不同于自然造物带给我们的那种崇高感。这是惊世骇俗的，而滞闷的世俗确乎早就该被“惊骇”了。
许建业、唐虚谷、王敏、蓝蒂裕、江竹筠、刘国鋕、许晓轩、李青林、胡其芬……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巍峨险峰。请看许晓轩留在狱中的最后遗愿，那是他在赴刑场就义前几分钟告诉狱中战友的：“……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支撑着这些叫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革命者的内在力量——对崇高革命理想的自信、守护和向往。老虎凳、火烙铁、铁钉棒、辣椒水、水葫芦、吊杠子、插竹签、电刑椅……这些酷刑没有哪些肉体能够承担和阻挡，和这些刑具相对抗的是意志，而支撑这意志的是信念，是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这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实际上，这里为人民“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崇高理想形成了个体崇高人格的深厚底蕴，个体的崇高在于他为之献身的真理、事业或理想的崇高。
《忠诚与背叛》中的崇高常常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作品中很多地方写到牺牲，写到生命的丧失。不少忠诚者和背叛者最终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忠诚者的死亡不同于背叛者的死亡，前者是烈士之死、英雄之死，后者是叛徒之死、懦夫之死。烈士之死、英雄之死是崇高的，其崇高性就在于他们的死是“向死而生”的死：他们生命的、物质的或肉体的形式消失了，而精神的形式却获得了永生。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常用“大”来表述崇高这一美学范畴。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烈士的牺牲就是“充实而有光辉”的，“充实”不在于生命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生命对于大众、对于构建真善美、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意义和价值；“光辉”是“充实”的体现，也是由“充实”所散发出来的，它的意义就在于照亮他者。烈士“向死而生”的崇高，不仅照亮了即将走出那个黑暗时代的步履蹒跚的人们，而且也照亮了今天捧读他们事迹的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在强烈的震撼中得到净化、获得提升。
体验崇高往往是一个人灵魂的洗礼过程。《忠诚与背叛》写到了几个叛徒与革命者对质的场景，革命者虽身受重刑，但都大义凛然，对变节者严辞斥责；而此时的叛徒则或胆怯，或羞愧难当，或痛恨自己的叛变行为。尤其在叛徒涂孝文和“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的女共产党员李青林对质的过程中，李青林不畏强权、以赴死的决心捍卫信仰的崇高品格深深刺激了涂孝文，并促成了涂孝文的转变，他不再出卖同志，最终和其他革命者一起壮烈牺牲。崇高对于变节者尚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对于普通人更会如此。在世俗生活中，琐细的事务或利益纷争常常会使我们的灵魂蒙上挥之不去的尘埃，而崇高的体验将帮助我们清除掉它们，从而使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34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以说，崇高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脊梁，《忠诚与背叛》给我们塑造的红岩烈士的群像就是这脊梁的一个象征。有了它，人们才能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崇高是人类精神进化的发动机，显然，它无可回避，不应被遗忘，更是不能泯灭的。
马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