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震撼是就艺术思想而言， 诚如1 9 6 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说，“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现代风格的史诗小说家，肖洛霍夫( MikhailSholokhov)以其正直和艺术表现力，描绘了俄国革命和内战时期顿河地区哥萨克人民的斗争”，小说的惨烈与跌宕实难用任何意识形态；困惑则在于，肖洛霍夫写作《顿河》的年纪是如此之轻，才具是如此之大，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天空中实属凤毛麟角，可为何此后他再无重要的创作？
犹记得多年前读完《静静的顿河》（以下简称《顿河》）时的那种震撼和困惑：
震撼是就艺术思想而言， 诚如1 9 6 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说，“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现代风格的史诗小说家，肖洛霍夫( MikhailSholokhov)以其正直和艺术表现力，描绘了俄国革命和内战时期顿河地区哥萨克人民的斗争”，小说的惨烈与跌宕实难用任何意识形态；困惑则在于，肖洛霍夫写作《顿河》的年纪是如此之轻，才具是如此之大，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天空中实属凤毛麟角，可为何此后他再无重要的创作？
是天才枯竭，还是如某些论者所言，《顿河》乃剽窃之作？抑或另有为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
尤为“神秘”的是，肖作为共产党员写了一部与党的方针路线格格不入的作品，为何此后他还能独步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掌控的俄罗斯文坛，且扶摇直上而成为苏联官方承认的经典作家，而不像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同行——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和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那样被批判和打倒？这些问题作为肖洛霍夫难辞其咎的“政治劣迹”，为索尔仁尼琴这位反肖派最有名最热情的鼓手所一遍遍抛出和击打。
1999年，《顿河》手稿在半个多世纪的尘封后横空出世，剽窃谣言不攻自破。但关于肖的很多指控依然困扰着这个被索尔仁尼琴指为“早已不是作家”的人。对此，肖洛霍夫学专家、前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瓦·奥西波夫指出，肖在生前背负富农作家、反革命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污名之余，死后仍要领受反肖派泼来的种种脏水，在苏联时代的迷雾被逐渐廓清的今天，肖反而被越描越糊，甚至越描越黑了。
有鉴于此，奥西波夫(Valentin Osipov)利用多年研究成果，查阅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特别是与肖及其家人长达二十二年的友好交往所得到的一手资料，撰成《肖洛霍夫传》这部极具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的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针对读者的困惑，特别是“反肖派”的指控所作的条理清晰和具体翔实的解说与反驳，亦可读出作者作为友人和文学后辈对肖的尊敬与爱。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作者的层层叙述和深入论证，肖的人格魅力锵锵跃然于纸上——这是一个追求“绝对的内心自由”的人。“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有这样的人吗？”整本《肖洛霍夫传》所要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即使有重现天日的《顿河》手稿，奥西波夫依然从为《顿河》正名出发，盖因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既是其创作源泉，亦为关乎其思想、政治与个人活动之不可分割的因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方9岁的肖目睹顿河哥萨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之盛况，然1917年十月革命，却标志着哥萨克“理智上分裂的时刻到来了”，族群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分裂为彼此对立的“红”、“白”两军，及在红白之间摇摆不定的第三方。此中既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强制，也有出自内心夙愿的向往，于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邻里生隙，母亲妻女挥泪告别参加不同阵营的哥萨克儿郎。此情此景为当时顿河两岸之常态，其吊诡与残忍亦为年少的肖所亲见。以后苏维埃政权与“白军”的战争每每酿成惨绝人寰的人伦悲剧，目击心伤的肖自是不可能将之美化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其对党领导文学创作的思想路线抱持怀疑乃至抗拒的姿态，便始自年少时的所见。
而《顿河》的素材来源既有作者个人亲历，也有好奇少年倾听得来的“红”、“白”士兵的战争故事，及战后查阅大量军事与历史资料而汇成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因二战而遗失殆尽，《顿河》遂成记录20世纪初俄罗斯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史诗记载，同时开启日后剽窃谣言之肇始，亦为历代苏维埃政权的眼中钉，因《顿河》所记录的一个国家诞生之初的真实状况，不啻临头浇了戮力营造布尔什维克建国神话的当局一盆冷水。
因而，就如奥西波夫所言，《顿河》素材与“某个俄罗斯白军军官的日记”雷同，也只证明《顿河》说史叙事的真实无欺，非一般虚构小说所能比拟，且一本日记怎可容纳“其中生活了几乎上千个人物的史诗长篇小说”？而肖特有的艺术手法与文学思想，更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所能概括的。“没有政治说教，没有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的浪漫主义，没有公式化的狂喜激动，没有号召世界革命”，《顿河》一心致力于关注“刚刚经过了革命的人们感受的深度”，此种深度在被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分裂了的身份和阶级的大旗下日渐显豁，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人民生活的真实性被从党外角度（无论是白党还是红党）反映了出来。
然而意识形态的残酷便在于规制所有或游离或抗拒它的不安分子，并纳入便于其阐释的轨道之中。苏联官方对《顿河》及其人物一变再变的评价和解读便是典型一例。
《顿河》最早受到的攻击来自以无产阶级文化先锋自居的拉普，那些贴在《顿河》身上的毁灭性的标签有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公式化、生物学主义……此后又有党的宣传鼓动部门的诋毁与诽谤，主人公麦列霍夫的形象被一路贬低， 叛逆者、道德退化、生活破产等等； 而另一方面， 又把《顿河》拔高为符合党的斗争路线的“伟大史诗”，削足适履地扳直离经叛道的主人公们的言行，以此适应政治上的教化之需——“伟大”的人民是需要“教育”才能读懂《顿河》的。
可是党为何不一劳永逸地封杀《顿河》呢？斯大林是关键人物。《顿河》一波三折的命运即出自他的评价：“当代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书中人物）做了简直是不正确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此话说于19 29年，彼时《顿河》四部曲已成书三部，斯大林亲眼见证了肖作为文学新星在文坛冉冉升起，而肖也亲眼见证大清洗时代来临前一个独裁者的悄然成形。
我们无法确知早年斯大林不禁《顿河》是出于尊重文学艺术的考量，还是政治上的审时度势，但在他稳坐苏联最高权力宝座之后，何以不像对待他的战友那样清洗《顿河》的作者呢？奥西波夫用了这样一个字眼，“马嚼铁”：“在党的永动机制度下，一会儿猛拉一下，一会儿又放松了；一会儿奖赏你，一会儿又贬低你”。高尔基逝世后，斯大林需要一个新的文化象征来代表苏联文学，而肖是不二人选，他具有巨大的文学威望，亦有党性所要求的服从纪律，“他的名字是一种装饰，是非党的和共产党人的联盟”，其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在奥西波夫笔下，斯大林俨然“一只眯缝着黄眼睛的老虎”，但肖又何尝是任“马嚼铁”随意羁绊的驯马？肖深谙“对于一个作家，如果他是执政党的成员，那么写作是极其麻烦的，因为党的毋庸置疑的纪律就是许许多多创作意象的障碍”。
但既是作家，就有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艺术家的良心不允许他履行党员作家的责任，去把自己的笔变成政治风向标”。因之，我们才能在《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译《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等作中一窥时代的烙印，俄罗斯半个世纪最重大的主题被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肖之拒绝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既贯彻其创作始终，亦为其为人处事所尊奉的圭臬。作为苏维埃代表，他为了百姓的福祉与地方和首都的大小官僚频频过招，为“富农”、“人民的敌人”、“无思想性的人”、“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向党和政府求情；作为作协会员，他主张“应当解散作协，让大家去写书，让作协只成为一个职业组织”，把作家从为党的宣传路线服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作为党员，他抨击余粮征集制意在“消灭哥萨克”的险恶用心，揭露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批判大清洗和个人崇拜，预言僵化的政治体制终将导致一场新的革命……
肖终身实践的并非站对政治立场， 就如奥西波夫所言，“对于党并不是一个反对派，他恪守着另一种情感——对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心持有纯朴的、浪漫主义的情感。”而关于写作，肖说，“写作的自由——这是内在良心的自由，作家自己应当解决写什么。”
只是这一自由越来越奢侈。在“ 自我、编辑、国家、党中央”的四重书刊检查制度中：《顿河》第四部于1940年问世；《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迟至赫鲁晓夫掌权的1960年出版（第一部出版于1932年）；《他们为祖国而战》则被拖垮在勃列日涅夫的沉默之中，而终至逝世（1984年）肖都没有看到自己作品未经删改的完全版行世。
肖的离经叛道既为党内所诟病，亦不见容于日后祭出民主大义的反肖派。这源自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他号召以“革命的法制意识”去对付那些因“意识形态的破坏行为”而被批判的作家。这是继剽窃之后肖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
事实上，肖曾不止一次地保护过这些作家，比如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chema)、普拉东诺夫 (AndreiPlatonovich)、索尔仁尼琴等等。他对持不同政见者作品的评价在笔者看来也十分公正，比如他评索尔仁尼琴：“不能把所有的回忆录或著作都列为艺术作品”；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喜欢它，但不应禁它”。（纳博科夫的评价更不客气：“坏透了，哭哭啼啼，虚伪和平庸”。）
对肖来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值得商榷（但不该禁止），而作者的思想动机则应予警惕，“斗争归斗争，但他不应当破坏共同的生活方向”，“为了幸福还是为了毁灭，为了建设还是为了破坏”，同出于“内在良心的自由”的写作，却导向就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有无可能性这两种本质上互不相让的争议。从革命中死里逃生的肖洛霍夫，与从古拉格死里逃生的索尔仁尼琴，对极权主义显然各有痛兮悲兮且不容与他人分享的体验。
奥西波夫用第一人称书写《肖洛霍夫传》，其对传主的拳拳热爱之心溢于言表，亦不惮与传主同喜怒同哀乐。惟论及肖洛霍夫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龃龉和摩擦，笔尖才生出无限遗憾，同道不同归的结局终是令人心碎。
1994年，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回到俄罗斯；2005年《肖洛霍夫传》出版；2006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俄罗斯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2008年索氏病逝；2010年《肖洛霍夫传》修订版出版，并于该年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此时距肖洛霍夫辞世已有26年。
两位俄罗斯文学的良心在死后才由国家扭到了一起。在当局自是政治开明的表现，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并非一朝泯恩怨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创作与思考能否在他们念兹在兹的今日与未来之祖国找到共同的归宿，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By 黄夏
原文标题：写作的自由就是良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