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用砸烂体温计的办法是医不了发烧的，可是我们却常常用‘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的办法来对付物价水平的上升”。中国总喜欢做一些类似的头痛医脚的事情，比如说用房产税来遏制投机性购房。
茅于轼说中国有很多的制度关卡都是头痛医生脚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农民跨省经销农副产品往往要通过几十个关卡，每一道关都要被以繁多的名目处以罚款收费，且不提供任何类型的服务。政府为了解决类似问题，通常是三令五申，但只是强调关卡人员要按规章办事，而没有考虑设关卡是否合理。
但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中国人这么聪明怎么看不出来关卡的利弊所在呢，只是没有了这些关卡也许就会丧失百分之八十的利润也不一定，所以能也只能三令五申的要求按规章办事，对民众表示出一个我们已经在采取措施的态度。有些事一旦和金钱搅和，也许就不是事情了，但没有金钱的搅和，那就更不是事情了。
现如今，这些交通关卡在中国已经很少了，但类似的道理也会涉及到许多其他的方面，其实剪羊毛的话也需要考虑羊自己的生长周期，剥削也是讲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在这点做的就很好。
在几十年之前，我们习惯于把成绩统统归于政府和上级，做事之前先要感谢一遍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学历史时哪本不是特别正经的教科书上写古代男人房事有三冲，一冲为天地，二冲为国家，三冲为传宗接代，然后房事就可以结束了。也或许不是很详尽或者确凿，但确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不论做什么事都被冠以“大义”，仿佛人就不能是人的，应当是神。
新中国建国以来这种习惯仍然在延续，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十几年前每一个牺牲的烈士或者做好事的小学生眼前都会飘过黄继光、董存瑞的身影，我不是很明白现在的小学生写作文之前还是不是要飘过这些革命烈士的身影，但他们的确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这种习惯延续到生活中就是我们现如今的好日子（也许也不是那么的好），都是伟大的政党给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好日子出现了问题，那民众想当然的会把责任推给政府担当，有时候这个责任还真的不在他这。政府有时候也是冤大头，但你怪谁呢。总不能好事有你，坏事就跑吧，所以能忍你就忍着点，当作当初自己邀功的报酬了。
国不患贫，患不均。共产党就是本着这一思想，打土豪分田地发家致富的。小到国民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有比较。许多人都处于各种欲望不能满足的痛苦中，我们要问问自身，痛苦的根源来自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是别人手上的LV包？是对贪官污吏败坏社会风气的怨气大还是对他们几百万的隐性收入的怨恨大。又或者，让自己变的和他们一样富，让他们变的和自己一样穷，孰痛快？！恩，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