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锵锵三人行·文化圈》一书的简介所说，知识精英们的“锵锵”别有一番味道，智慧的清泉就从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中汩汩涌出。
在本书中，王蒙老先生的一句话让人震惊，这就是“很多伟大人物犯错误，不是在高深的理论，而是在最简单的问题‘常识’上犯错误”。想一想大跃进的年代，亩产上万斤也让毛主席这个农家子弟深信不疑，足见常识问题是个大问题。
在本书中，刘震云解读了自己的幽默与豁达：“忧患可以化成愤怒，但忧患也可以化成幽默。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采取的更智慧的方式。”“世界所有庄严的美好的事，你仔细想来是不敢想象的，最后它收场都是以丑陋收场，这是肯定的。”但我对刘震云豁达的尺度有所保留，比如他把社交场所的男女在本质上还原为想交配。
在本书中，许子东对张爱玲的解读则让人看到的是悲怆。张爱玲的遗作是《小团圆》，而其一生竟然连“小团圆”也未曾做到，她爱的男人最后“跑路”去了，她找了一个外国男人却只有她照顾生老病死的份，她与母亲有着终生难以解开的爱恨。《小团圆》颠覆了“张学”，而当年三毛的自杀也让迷恋其文字的人们震惊，文学女性为何会如此凄苦？
在本书中，陈丹青则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活在‘五四’的后果里”。他认为，清末以来直至“五四”的救亡图存运动，为了强国搭进去的代价太大了，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边的根子是汉字和汉语，于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就是在水泥地上长草。
在本书中，傅佩荣则从另一种角度解释了国学热的问题，在他看来，国学热满足了一种文化乡愁。这些年，中国人的文化没有根，于是在各类历史剧中去找，恰逢于丹讲《论语》出现，于是形成了一种学术超女的现象，她后来的讲《庄子》也是非常畅销的。
在本书中，白先勇也在继续着文化传统的追思，他直截了当地说到，“我们几乎从‘五四’以来有系统地把中国文化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不教山水画、不教中国音乐，也不教昆曲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有了问题”。他甚至说到，念过大学的就没有理由看不懂昆曲。
在本书中，张承志则忍不住地表露着对蒙古民族文化消逝的忧愁，那些真正的蒙古民族文化正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断退化或汉化，那一种文化的根本在一种对道德底线的敬畏感和从不逾越。这样的忧愁，席慕容也不止一次表达，只不过席的忧愁对象是兴安岭的狩猎文化。张承志也一再坚持，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坚持批判”，阿谀奉承、到处去说好话、去搽脂抹粉，这永远不是知识分子和文学的使命。我想，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现实表现的又一种忧虑。
或许，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文化不可或缺，特别是当人们的物质基础不断丰厚的时候，文化的问题就会越发突出。文化圈关于文化的忧思来得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