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投放的货币，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和股市两大领域吸纳，这两大领域的吸纳能力一旦受到限制，就必然促使货币流向农产品等领域。因此，国家为了避免民众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过于强烈，会小心翼翼地寻求某种平衡。比如，当农产品价格上涨，CPI涨速较快时，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会放松。而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趋缓时，调控政策就容易变得比较严厉。同时，房地产的调控与股市的打压，在货币超发的今天，一般也很难再同步进行--政府必须小心地为货币流向找寻出口。
物价上涨是纸币超发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的信号，也因此，当CPI持续上涨且涨速加快时，很多人出于对财富缩水的恐惧心理，会积极买房，把纸币换成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的购房行为，实际上相当于被动的投机，这时候的房屋其实已经变成了存款的一种存在形式，确切地说，就是一种金融产品。
当越来越多的人出于避险、增值的需求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时，住宅的金融属性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醒目、越来越突出。当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取代商品属性，其功能由相应的居住为主导变成以财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力量，就不再是实际的供求关系，严格地说，不仅仅局限于实际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越宽松，流动性越充足，简而言之，货币供应量越大，房价的上涨速度越快、幅度越大。
我在研读相关专著时，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凡是房屋交易频繁（包括换房）、投机盛行的国家，房屋的金融属性都会体现得更为分明。但是，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交易频繁与房屋质量差（不得不多次升级）、投机盛行有关，而国外则因为房屋质量都更有保障，能多次交易，也才具有金融属性。
大前研一在《心理经济学》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四次房子。与一生只有一套房子，房屋贷款要35年才能还清的日本人相比，美国人的住宅更像是金融产品。我曾在杂志一类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把美国住宅的这种现象称为“不动产的动产化”。美国住宅寿命高达100年，只要位置恰当，住宅就能类似金融产品那样升值，而且，获利空间很大。只要利用住宅上涨赚取的利润，美国人就能一间一间地换房子，而且，越换越快，最后就能在高档住宅区买下一栋大房子。
通过大量数据的对比，我发现，凡是房屋的金融属性突出的国家，很容易引发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最终都会拖累金融业，引爆危机。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当住房的金融属性体现得比较充分时，它对货币的吸纳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2010年8月，CPI同比上涨3.5%，涨幅创下年内新高，与此同时，房屋销售量也突然快速上升。民众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恐惧，再次蜂拥入市，推动原本已经畸高的房价继续上行。其实，中国的房价一直都是在这种恐惧心理下推动的，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需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控制货币发行量，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仅仅靠货币政策“回收”是无济于事的。
美国是如何转嫁危机的？
美国的经济复苏之路尽管走得非常谨慎和扎实，但它有一个巨大的软肋，那就是它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说轻一点，只要美国的国债发行遇阻，就将成为美国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说重一点，一旦美国债务的软肋亮出来，就必然引发资金的外逃，甚至引爆世界上最惨烈、最严重、最难以挽回的债务危机。
因此，美国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通过减税等措施拯救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债务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要做到这一点，让其他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无疑是一条捷径。华尔街的大鳄们，在自身处于深度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把人们的目光转移开，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也为了减少政府在救助自己方面的干扰和顾虑，在欧元的缺陷暴露出来后，展开了狙击行动，这种狙击使得欧元国的债务问题更彻底地暴露出来，吸引走全球关注的目光，间接为美国整体经济复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这其实也是美国的惯用之招。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国际社会开始对美元的价值产生疑惧之心，令美元的权威蒙尘之时，美国等发达国家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最终摧毁日元的影响力，即为经典案例。
在不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情况下，让对手做得比自己更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理解了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的种种反常的情形：那些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国家，反而比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显得更加糟糕--当然，很多做得更差的国家更多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华尔街出于逐利和遮丑（避免危机更深、更广地蔓延）的需要，利用相关国家的缺陷，展开狙击行动。
做到这一点很难，需要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充裕的尖端人才储备和丰富的经验。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华尔街，在这方面，在当今世界，没有可出其右者，因此，它们得以在货币战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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