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沈昌文先生在《前辈》序言《有思想的出版家》一文中说：“我觉得，对于出版界先烈的事业，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思想，然后勇敢地实行，不要怕！”在这里，沈公为处在困惑中的出版人指明了一条前行的路，然而，我却注意到沈公使用了一个具有悲壮意味的词语：“出版界先烈”。
在《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一书中，我们也分明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后辈，当代出版人俞晓群对于前辈的无比景仰、推崇。那么，该书的出版，除了向前辈致敬就别无深意了吗？我想，还要跟当下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当下，“文化出版”似乎已经成为“赔钱出书”的“恶咒”。其实，追踪“出版界先烈”的足迹，我们会发现文化与商业并非完全矛盾，刘杲老先生就曾有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论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在刘老先生新出的《我们是中国编辑》一书中，他再次喊出这一醍醐灌顶之音。
在《前辈》一书中，俞晓群总共雕刻了11位“出版先烈”的形象，“对他们的思想、情操、文采、情趣等做一些深层的了解”，并“对这些人物作出比较客观、丰富和真实的判断”。当然，由于“时间少了，写起这样的文章更加吃力”，陆费逵、姜椿芳、范用等先生没能写进书中。但是，这些前辈照样令作者仰慕不已。
《前辈》不是史学书，也不是哲学书，但我们却能在书中清楚地看见出版先烈渐行渐远，他们对我们当下的出版似有“谆谆告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