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研究者以皖南新四军惨遭围歼的结果，逆推出皖南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童志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刘庭华《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黎汝清同志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如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即持上述意见。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对皖南新四军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不能一概否定，南下茂林的路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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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南下茂林的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绝路”。
据武之棻回忆：当获悉新四军由泾县云岭南进茂林，有可能进入天目山地区时，上官云相十分紧张地对部下说：“这次作战是胜败的关键。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如果皖南新四军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后立即行动，一来可以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二来斯时顽40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我军一举突围还是可能成功的。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我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我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事实上，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作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是一出悲剧，毛泽东、蒋介石、项英和叶挺四人之间的相互矛盾错综复杂。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吃掉江南这支军队，最后得手了。毛泽东意欲驾驭这支部队，但鞭长莫及。叶挺极力报效中华，可惜壮志未酬；项英百劫而后生，但难逃悲剧下场——这是两党在斗法，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得益的只能是东洋的日本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依旧，松柏常青，但已经物去人非，过去的胜者和败者都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冤屈者的悲愤和后来人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