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作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韩国，其特点就在于具有一个高度官僚化的渗透性的建设性国家，一个国家主导的、以生产和利润为目标的、国家与有产者之间的统治联盟，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性社会控制。这些特点使韩国能够将其发展意愿和能力结合起来，进而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绩效。而韩国之所以会从过去孱弱的国家权威模式转化为现在的强有力形式，则应该归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韩国国家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殖民政府建立了现代官僚机构，采取扶植工业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本土企业家得以产生，技术工人也得到了培养，而官僚机构（包括军队、警察）也为后来的韩国培养了大量的官员，这些都是后来韩国迅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韩国优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重要起始条件。当然，这里也有看到，李承晚时期并没有延续日本殖民时期的统治政策，而更多的关注维护政治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经济发展的诉求。日本模式能否延续还应该看后来具体的政治运作。朴正熙夺权以后，他受日本统治模式的影响较深，加上强大的经济发展意愿使其注重通过国家干预手段来发展国民经济。虽然李承晚没有延续日本模式，但他的政策措施却为延续这种模式提供了可能性，朴正熙上台以后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殖民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结构性的，它能否延续还要结合具体的能动因素来考虑。虽然没有在政治人物的选择或者其他偶然因素上花费太多笔墨，但也曾提到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选择或者其他偶然因素，韩国或许也可能走其他道路，比如共产主义道路，而韩国要取得现在的经济成果也并非不可能，毕竟凝聚性资本主义和凝聚性低级阶层国家（作者认为这种模式主要表现在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它和前者有着很多相似性）都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