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和文化建设实践之中对于农村文化涵义的片面理解，将不利于有效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张良，2010）。同理，对于传播意涵的窄化和工具性理解，亦对农村文化的有效传播无所助益。实际上，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存在着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两种审视传播的观点（凯瑞，2005）。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所谓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指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凯瑞，2005）。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资格”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社群”（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的符号过程。传播的仪式观有助于人们看到，农村文化传播不仅是工具性的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区文化认同型塑的总体过程。进而言之，这也有助于避免对于农村文化传播的涵义的片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