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49年发表算起，作为一部经典，德·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60多岁了，之于西方妇女而言，这本祖母版的女性圣经，已经显得过时而唠叨。女性主义在经历了196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浪潮之后--妇女史称第二次解放浪潮，直到1990年代走向平静期。30多年的历练，妇女问题从社会公共舆论的视野中淡出，这也许表明“女人处境”不再构成一个公共性的话题，《第二性》中被真切描述与审慎分析的、左右为难的女人们，生生不息的女人，朝向生活的同时，迎面而来的是整个社会之于女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恰当的态度，一些毋庸置疑的公共标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支持，这就是西方妇女坚持了200多年抗争所赢得的权利。如今，女性主义更多的是作为哲学术语，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有着她魅力无穷的“神秘性”，哲学家们称之为“女性之谜”。
这种学术眼光如今正影响着人们之于女性主义的态度，包括说着汉语或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内外女学者，她们持有一种这样的论调：女性主义是西方话语的殖民产物，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所谓的“男权”，但承认“父权”，她们也许忘记了父亲的性别，以及“君子”的性别。“妇道”诚然在道德实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天理”垂降，砸在“君子”的头上，和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重读《第二性》，就会发现，东/西之争是学术研究打磨出的新框架，在1949年的思想氛围中，作为存在主义者的波伏娃，她关心的“处境”，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专有用语，不管白女人、黑女人、黄女人，有钱没钱的女人，哪个国家中的女人，这不是存在主义的分析框架，只要你是女人，你的存在必然会遭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应对睡在身边的专制。
为亲密关系制造敌意，这是自女权主义在19世纪发端之初，就遭受的非难。“母鸡司晨”的污名，也同样甩向了中国20世纪前后的女权主义者脸上，在《第二性》发表的那一年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国家，谁要再提“女性主义”，就表明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因为“女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妇女发明的玩意儿。同样的非难与污名化表明，女性主义没有国别，得不到任何传统习俗的青睐，也并非什么左翼的盟友--学术左派攻击主体性，认为“女人”不存在，和阶级论还是有区别的，可见，女人的“处境”指的不是文化感受，而是一种权力结构。就文化感受而言，去问任何一位当代中国妇女，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幸福，肯定是后者，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给人带来舒适度，因为习俗意味着稳定，它像一个装置，自动运行，按习惯行事总不会出错。
存在主义的抱负的确不俗，萨特如此，像神一样思考，自由是他真正关心的议题，当然，几乎所有一流的思想家，他们所有的思考都与自由相关。他的精神盟友波伏娃也不例外，让所有人不快的地方在于，男人/女人的这种对偶性的思维模式、行为以及情感方式，在她笔下显得愚蠢、做作、不诚恳，她几乎动用所有的智力与才华--这种能量如果用在学术方面，肯定会超过萨特，不厌其烦地论证女人是如何被宗教、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所塑造的。政治是例外，政治与自由的亲和度高于其他，政治革命走向的是解放与自由，这与“第二性”的诉求没有冲突。
要自由还是要幸福，这样的提问，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因为自由乃幸福的本质。政治地理解并适当安排两者的关系，属于国家范畴的事物。但至于自由与幸福被体验为什么，如何在人们的经验中展开，常常受制于俗见的围剿。更多的人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种冒险，但岁月静好、江山无痕同样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日常逻辑的专政作为一种微观强权，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所形成的伤害，一点点磨损着人的信心、激情与想像，波伏娃将这一切归咎于婚姻制度。以异性恋模式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如何成为可能？她决绝地表示：婚姻或者爱情之中的男男女女，正是基于一种既定的性别思维，带着完全不同的诉求走在一起，比如男人要的只是一个熟悉的可以落脚的旅馆，以及有规律的性生活，而女人却以为这能实现她从小女孩开始就梦想的爱情，一个屋顶就可以覆盖她生命的全部，“家”就是一切，她的一生需要处在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同是从这个监护人手中被移交给另一个监护人。
这是存在主义式的质询，既当一个人决定做什么的时候，他/她必须清楚这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否则，浑浑噩噩、自我欺瞒就不可避免。当然，让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不满的是，波伏娃在蓄意贬低女人，孤独是如此可怕，陪伴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尤其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战斗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社会层面的保护几乎无可期待，婚姻（包括任何类型的男女关系）依然是一种基于安全的考量，就是说，此种关系承载了国家与社会所应该给予的庇护，任意两个男女之间的合作，如履薄冰地维系着本应该由社会协作与福利所担保的安全性，而自由则显得多余而奢侈，也并不是那么紧迫。这是电视剧《蜗居》无意中呈现的严酷主题：任何男女关系中，当生物性生存的条件，比如安居、生活保障，成为压倒性诉求的时候，尤其对女人不利，并相应地会加重年轻男性的危机感。女主人公为了房贷主动物化自己，成为交易筹码，这已经不是有关情爱、性、伦理的冲突，分明是一个生存公正性的问题，一无所有的年轻的城市女无产者与男性官僚的故事，后者富有、宽厚，而且充满性魅力，而同为无产者的女主人公男友，一无所有得尤其彻底，这包括对其性魅力的否决。最为险恶的是，女孩与男官僚的缠绵、吸引、激情、炽烈，越是得到渲染，社会公正问题就越会被扭曲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女人却可悲地以“爱情”来为自己辩护。如果这代表了80后的生存状况，一部如此羞辱这代人的作品却得到追捧，更加的令人费解。同时也向当代女性暗示这样一种选择：你想在城市待下去吗？快去找个能帮助你的男人。中国妇女解放--去查查妇女史--行进一百年，最后仿佛回到了“解放前”。
以降低标准来为自己的生活进行辩护，这是和谐的要义。如果安稳是以此为前提，同样是在贬低我们作为人的状况，期望什么事也别发生，如果将其理解为和谐论的死寂幸福，那么家可以变成修道院与寺庙，或者将整个社会变成这类纯净的精神性空间，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共同生活的原型是家，波伏娃要质疑的其实不是结婚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或者两性关系是值得期待的。
“白头偕老”，“不离不弃”是我们的期待，这依然是稳定诉求的变形，怎么才能长相厮守，这是关键。大部分人听天由命地走过一生，像撞运气一样，碰到了长相厮守，付出的是忍耐、妥协、欺瞒、恍惚、委屈、心不在焉，以及各种形式的怨恨，然后就圆满和谐了。这样的中国女人故事，很好找到，去问问我们的女性长辈，她们会说上一千零一夜。坚韧美德的胜利，是说给女人听的，母亲对女儿的祝福，祝福什么，这是一个秘密。
重读《第二性》，就会发现，从改变开始，就是改变那些“女性气质”的语法。这会吓坏女人，男人因“女性气质”才爱我的，没有“女性气质”，我还是女人吗？没有男人陪伴，多么可悲啊！做女人没错，这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建立起和他人的亲密关系，波伏娃的意思是说，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如果违逆了这个前提，男人和女人同样会变得歇斯底里、面目可憎。正如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与男人的关系，是人为的，在契约之中，立约的双方首先是平等的，这就是《婚姻法》新规为什么要限制财产归属方向，这是告诉女人们，尽管对方腰缠万贯，在法理上，你们是平等的。
“女性气质”不是外在的，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像个男人，你才独立，你才不可侵犯，不被轻视。首先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才会找到恰当方式和内容，去要求别人，要求社会，要求国家。波伏娃其实没有贬低女人，她所有观点与论证的逻辑起点就是：女人具有自由意志。但所有的文化，都在此问题上语焉不详。在西方，是以女人无理性能力来否决这点，在我们这里，君子与小人对举，而小人与女人又是一伙的。这里的“小人”不卑鄙，同样是说无道德理性。也许很多女人很愿意做大一号的小孩，认为这很幸福，被宠，被呵护，那就必须承认依附是一种幸福，不做决定、不思考、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无能力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首先法律就不允许成年女人做小孩。如果文化从没有把女人当作有健全理智的人看待的话，做女人在某些方面是挺舒服的，至少比男人活得轻松一点，周围环境对女人的要求也不会太高，她没有多少因为要优异、要成功、要杰出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反之想优异、想成功、想杰出的女人，或者持有这种想法，人们会觉得很怪异，就像有管理者说：能让百姓吃饱饭，就是最高的人道主义一样，说这话的前提是，把百姓放在一个稍微低下的位置上，没吃的是起点，从当代史来看，人们曾经被摆在这个反人道的位置上。如果把百姓换成“人”，这样的表述会让人不舒服，没有人会说我活着仅仅是为了吃饱饭。
现在换了一个词，叫作“尊严”，唤醒这种意识，波伏娃之所以攻击“女性气质”所制造的神话，也是基于这样的诉求。尽管此书全篇都在批判“女人”，她们卖弄风情，浑浑噩噩，矫揉造作，以嫁人为天职；她们也工作，但并不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她们尽管也有人从事学术、艺术与文学等创造性活动，但没有人会真正热爱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只不过是她们更好的“卖弄风情”的媒介，她们喜欢自己胜过喜欢这些活动，一切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多聪明，多敏锐，多有天赋。这是女人在批判“女人”，与来自男性世界的声音不同。因为没有男人会斥责“女性气质”（极少男性哲学家是例外，如尼采），否则这会动摇控制的主动性，正如不可能有来自官方的言论会挑明人的“奴性”一样，可见，自由的前提必定是自觉。事件合乎逻辑地发生了：《第二性》一出版，女人们人手一册，奉为圣经，让女人无理性反思的谎言不攻自破。而社会反应就是：1960年代大规模的又一轮女性解放运动，让更晚出生的女人们不再陷入《第二性》中的难堪与胶着的困境，她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新的问题。
存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两性关系看上去如神仙眷属，看看我们文化中的理想妻子（爱人），都是神仙与妖怪，七仙女、海螺姑娘、白蛇精，于是，世俗中的要爱情的林妹妹必须夭折。林妹妹算是存在主义者的理想爱人，她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的心，我们的心，明代“心学”的心，但“此心”没能得到呵护，被满汉朝廷给锁住了，自由传统被中断了，接续才显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