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亲历者所感受到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还是研究者所称的“社会转型”，都一致认识到晚清社会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先是从口岸开始，而后向内地迅速渗透。最敏锐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自然是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分子。何晓明(湖北大学)深入分析了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复杂心理，认为就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当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他们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的意识、改革的意向，以及对富强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这对其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历次对华战争，西方列强向中国展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器物。正是通过对于这些工业产品的逐渐认识，中国知识分子观察到了异质文化的价值，开始主张求富求强，奋起直追。陈三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系统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铁路的认识历程，认为新事物启发新思维，呼吁国人扬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从深闭固拒的锁国状态下走出去，睁开双眼观看世界，与世界接轨，与各国互动互市互利。金志焕(韩国高丽大学)着重考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过程以及相关的争论问题，指出尽管吴淞铁路的敷设受到了守旧派的反对，但铁路作为近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的社会变迁反映在方方面面，透过救助活动，可以看到社会变迁是显著的。陈桦(中国人民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社会救助活动的特征与内容也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由适应农业社会需求，为农业生产服务，转而向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救助体制过渡。这种变化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历史时期的曲折进程及时代特征。透过房产契约的民事习惯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郑永福(郑州大学)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民事习惯与当时的法律相配合，制约、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某些习惯，颇有人文关怀。
管窥蠡测，再现历史场景，是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关于晚清时期市场的变化程度，学者们有过多种表述，而通过度量衡的变化观察市场规则的整合情况，则独具慧眼。洪成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以四川巴县的八省客长相互设定度量衡标准为事例，说明这种协议体有突破孤立分散的经济要求，但是，由于自身力量有限，缺乏权威，最终没有走出市场分散的困境。
晚清的经济发展变化既是不平衡的，也是曲折的。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对于清末民初的私钱私票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市场上私币流通的原因有三：政府放任、当地经济生活惯例和商会的相互约定。王玉贵和朱蓉蓉(苏州大学)考察了苏南地区的地租变化情况，认为该地区虽然出现了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进步趋势，但较为缓慢，并且具有不断反复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历程。
1880年以后，中国茶市日渐衰败，市场逐渐萎缩。茶叶出口量锐减，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贸易平衡，而且造成了茶农生计的重大损失。清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动员各种力量挽救中国茶市。朱从兵(苏州大学)深入考察了官绅的各种努力，认为在各类设想和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官方未能起到全面的领导作用，商人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社会各界力量未能有效组织起来，因此，未能改变中国茶市的衰败命运。
晚清社会变化是多样的，记录与宣传社会变化的媒介也是多样的。黄汉森(新加坡亚洲火花学会)以火柴商标为佐证，介绍了火花上记录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