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于中国，是一个让国人在纠结之余却不得不去认识、去研究它的国家，这不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带来的创伤，更因为它的国家性、民族性以及自身禀赋对中国永远来说都是一个威胁。这一点，我认为戴季陶百年前的那句“中国强，日本为妾；中国弱，日本为贼”至今仍不过时。
认识一个国家的国家性、民族性有多种方式和途径，研究它的历史与文化，无疑最厚重，最容易成为经典的。比如，有人通过研究日本崛起的历史，认为日本正是通过发动侵华战争，连续两次阻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并且一定会第三次阻止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做出的分析与研判。而被誉为“日本学”开山之作的《菊与刀》，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与社会学角度，揭示了日本大和民族“菊”与“刀”并存的矛盾双重性，因此成为“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指导书。
与《日本论》、《菊与刀》不同的是，李兆忠的《东瀛过客》是作者10多年前旅日见闻的一本随笔集，书中没有抽象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一件件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和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普通人。不过，通过这些鲜活人和事，我们同样可以近距离的看日本，切实的感受日本国民性中“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的矛盾双重性。
哲学家说，存在就是合理。这句话多少有点残酷，因为它经常会成为很多丑陋卑劣者的护身符。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和中国等东方国家不同的是，它是一个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海洋国家，因此，具备海洋国家进取和扩张的特性。在历史上，日本先是通过“大化改革”实现“汉化”，后来又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实现“西化”。这应该是日本民族矛盾双重性的根源所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短短二三十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乎，日本人的敬业、精细受到全世界尤其是一些中国人追捧，而日本社会的等级森严，日本人暧昧的生活方式好像被屏蔽，甚至被美化。其实，与中国的“酱缸”文化相比，日本人也很丑陋，大和民族中的“劣根性”比中华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东瀛过客》中，从“痴汉”“混浴”等篇章，我们看到日本在“性”方面的开放与宽容。人类的文明史，性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历史喜欢批判不同国家教皇与皇帝的荒淫无耻，但那毕竟是极少数特权阶层，但是在日本，性的宽容开放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共识之下的性“文化”。我不好从文明的角度批判这种文化是否野蛮，但总觉得，即使性开放是文明进步的标志，那也是在私人空间范围内的宽容与开放，如果“痴汉”与“混浴”法律不禁止，道德不禁止，这实在算不上文明进步。近代史上，欺负中国的人很多，但日本人的行径显然超越了侵略的范畴，是罄竹难书的“兽行”，这就是“开放宽容”的大和民族性“文化”对外扩展的恶果。
在影视剧中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看起来很酷，有时候也很感人。其实这只是日本森严的等级社会之下的产物。日本社会等级森严，底层民众往往是实现统治利益的工具，而女性基本上就是男人泄欲的玩物。这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一旦固化，结果就是男人很傻X，女人很下贱，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世俗场，这和柏杨老先生批判的中华民族劣根性是一个意思。《东京男子汉》一文中那个欺软怕硬，想嫖娼却装得很清高的大野；《清扫工浪漫曲》中那两个为了生存争宠，十几年如一日的和清洁公司老板玩3P的酒井和樱井姐妹；《伊豆小姐》中那个化妆的很夸张的摩登女郎；还有《成田机场的孤独身影》中那个在日本默默无闻，却靠“中日友好”这张虎皮在中国混的风生水起的饭田先生。这就是大多数日本的生存现状，也是敬业、精细、礼仪等日本国民性之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