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新著的研究对象，如其书名所提示的，是“中国”。何为“中国”？这似乎不言自明，但仔细考察，就难免会发现这两字当中，其实歧义纷纭。
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古代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最典型的是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五服”之说。“五服”的世界中，中国居于中心，蛮夷处于域外，由中心而域表，不仅距离日远，而且文明渐衰。这样的观念，在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以后，特别是在近、现代的历史激荡和思想冲刷中，早已不合时宜。
近代之前，中央帝国的士大夫尚能够闭门造车地构造华夏与四夷的等级关系；近代之后，这种想象时势上不允许，知识上更不诚实。在彼与此、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中重构对于中国的认知，是势所必然。那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换句话说，什么是中国，就要重新定义了。
晚近以来，讲中国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即中国是个由多重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有共同的文明、语言、习俗等等。这个民族，就是合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新民族观念。另一种中国观，是帝国观，也就是说，中国是传统文明、区域等等的延续，是天然的文明观念。
上诉两说，实际上都是欧洲知识的舶来品。不管用何种现代知识去解释，“中国”这个概念和规范性的概念，始终很难对上号。
这就需要检讨我们这些规范知识是否正确了。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我们如今其实并不缺少关于这一问题的概念、学说、理论等等，但究竟在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解释的时候，又是一大堆的内在误会。正是在怀疑与批评之上，《宅兹中国》对于中国的重新解读，称得上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
所谓论辩性，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能看出来。譬如，关于近代民族国家，与其支持者主张的悠久历史渊源和共同文化基础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它只是近代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只具有“虚假”的一致性。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中国在宋代时，因为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的民族与国家的自我意识。
变动不居的“中国”
虽然书名中有“重建历史论述”的字样，但读者并不会在这部书中见到一种格局宏伟、包容甚广的理论大厦。这一类的理论表达我们今日不难见到，但正如作者所比拟的那样，它们都像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作，表面看来似“七宝楼台”，精工炫目，拆将下来，却难免不成片段了。读者也不会见到一种明确的关于“何为中国”的表述，这并不是这本书要达到的目的。
实际上，本书所表现的是，如何来考察“何为中国”的问题，以何种态度来考察这一问题？
葛兆光主张，“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中国”的概念也同样变动不居，因此，不应该在这类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但同时，也不应因此否定“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一致性。传统国别史研究，虽然貌似陈旧，在今天仍有坚持的必要，同时，将“东海”（包括中、朝、日、越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加以考察，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角度观察中国问题，也亟待展开。这些主张貌似矛盾，但也正是历史研究丰富性和综合性的价值所在。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