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国》写作笔法的史学价值。作为一本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大众历史读物，其借鉴史圣司马迁的文史哲合一的笔法，从专业的史学发展的角度说，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的玄谈众贤，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不是文中夹史，史中含文，并满布着哲学思辨。其文汪洋恣肆，让人百读不厌，掩卷长思，余音绕梁。中国的文统、史统、哲统，三位一体，当出自一统。将文、史、哲强行割裂开来，弄成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切断它们内在联系，各搞各的，那是学界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非中华的传统。而作者重续司马迁以下文史哲合一的学统，不但把历史写真、写深，而且更要将历史写活，《大三国》无疑将是一个典范之作，会大大影响一大批年轻的文史工作者。大学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但遗憾的是，在明代发微，至清朝泛滥的文字狱，迫使乾嘉学派将汉时史学的附属——考据学，尊奉为史学庙堂的正宗牌位，走进不无贡献却极其枯燥烦琐的境地，使史学与大众生活脱离，被人们敬而远之。这也是作者在后记中所力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