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性是人类罪恶的开始。西方人的自由之一便是对待这原罪开始的。历代思想家和作家几乎都是对原罪的探讨和认识，对《圣经》的一次次背叛与回归。西方的历史是一种颠簸中的历史，是坐着乌篷车自由奔放的历史，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直到五四时期）则是原地踏步，是圈在黄河边的一间土坯房中的宁静。 中国人大概更清楚性的罪恶，所以干脆不提性。在中国人的典籍里，那些圣人都是神与他们的母亲神交的结果，没有发生过性交。在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孔子虽有父亲，但他并非其父所生，而是神之子。圣人无父，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如华胥踏巨人迹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女节接大星而生少昊，庆都遇赤龙而生尧，握登见大虹而生舜，修已吞神珠薏苡而生大禹，扶都见白气贯月而生汤，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哀年夷沙壶触沉木而生龙子，等等。我们都熟悉的《诗经》上说，周后稷的母亲姜嫄在走过一片田野时，看到地上印着巨人的足迹，她踩了上去，身动好似受孕，以后就生了稷。看来这种思想在周时已经有了。大概这种思想应该上溯到母系氏族时期。那时，人类尚处于乱伦时期（实际上把那个时期称为乱伦时期是不合适的，乱伦是我们后人的形容），人不知其父。这是孔子说的。人不知其父，于是三代之前的圣人都是无父的。人只记住了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这种传说经由人类口耳相传和宗教的浸染后，便成了“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后人一再地歪曲，连孔子也成为耶酥一样的神人。性被阉割了。 其实，在孔子时代，性是开放的，甚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正是乱伦的时代，也就是无礼的时代，这才有了孔子的制礼。孔子制礼，就是要确定父子、夫妻的伦礼。他要让人知其父，并确定父子的社会与家庭关系。也就是说，要结束那种混乱的人不知其父的时代。只可惜，孔子并不知人类过去的历史，总是口呼“三代以前”，却不知那是个野蛮的时代，是一个无礼的时代。孔子以为人类的礼节是由天来定的。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我把中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和现当代。之所以把唐与宋分开，是因为宋根本无法与唐相提并论。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性观念以孔子为代表，是非常开放的。孔子对性的认识是中庸的，他说“君子，好色而不淫”。他对人的好色是肯定的。他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在编《诗经》三百首时，能将《关雎》编在首篇，就足已说明他对人性的认识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是另一个证明，作者肯定了人的好色是人的本性，但又发乎情，至乎理。说明那时的人对人性是持宽容态度的。但是，《诗经》中，大部分都是女子的艾怨声。最有春色的也就一篇《关雎》。 汉时的风气从董仲舒开始发生了巨变，道德的力量压倒了一切。婚姻制度基本上固定了下来，女子开始被套上枷锁。第一个以女子的身份来提倡女子要贞洁的是汉时的女子班昭。班昭实际是一个寡妇，她作的《女诫》七篇是宣扬“三从四德”的。所以汉时给人的感受是生硬的。不过，今天来看，汉时的风气依然是开放的。汉时的诗歌中最让人喜欢也最有情趣的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恰恰是汉乐府诗。其中，我们都熟悉的《陌上桑》，里面的女子罗敷是至今让人爱慕的女子。如果不是开放的风气，断难留下这样的民歌。 但是，最华丽最有健康情色的是唐时。多民族的融合与西域文化的交融，使唐时的丝路文明一片繁荣。哪里有繁荣，哪里就有情色场，哪里就最开放，哪里也就最发达。所以唐时最开放的地方是河西，一个是敦煌，一个是凉州。飞天乐伎到现在还让人心动神移，反弹琵琶，露着肚皮的西域歌妓是现代人对唐时最美的回忆。可以说，唐朝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同样也是一个性感的朝代。从唐诗和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嫖猖狎妓之风盛行。唐朝的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文人可以说是最放达、豪迈了，“风流”和“才子”大概也是从那时连在一起的，并与情欲相关了，所以唐时的男人做的诗都很有男人气，狂放，豪迈，诗意也非常饱满。唐时的女人以性感为美，以肥为美。肥，代表了一种健康，一种幸福，同时也代表了性的开放，代表了一种欲的满足感。但那时佛道开始盛行，对性的治理已经开始，色空观念日渐盛行。实际上，这已经给宋时的哲学埋下了伏笔。 到了宋时，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哲学观念，结果中国人的性被彻底地束缚了。宋诗里处处都是艾怨之声，妇人之声。宋儒解释孔子说过的“贤贤易色”，竟然说，为了做学问，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丢开。这是何等的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