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此前关注比较多的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及独立财经评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如郎咸平（争议人物，很多人质疑郎咸平是演讲家而非经济学家）、谢国忠、张五常、时寒冰、曹建海等。虽然他们分属不同思想流派，专长于不同财经领域，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或理性或偏激，解决问题的建议或保守或大胆，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批判是尖锐的，他们的建议因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而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往往给决策者太大压力，给民众以看空的预期。最近，关注了一下茅于轼、陈志武、夏斌、魏杰、盛洪等主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读。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虽然，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深度、角度、策略等各有不同，但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本质性的看法和解决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甚至宪政问题，经济问题最终不能靠经济学家去解决，反而依靠政治家的改革，这或许是中国特色的悲哀。
一、对于经济，政府可以干预，切勿驾驭。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过于强势，我觉得可简要概括如下，定位分工上的错位，管理执行中的越位，对内保护上的缺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宪法》确定的目标，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在宏观上确定经济发展大方向，对经济进行管理并通过征税进行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但现实情况是国家设立了大量的央企国企，与民争利（这一点将在第2条详加论述）。在经济结构上，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始终由政府主导，而利益受损的却是企业和消费者。比如，高房价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费者征收高额的税，比如，把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不加选择的推向市场等等，这是政府的错位。
在经济管理中，政府总是热衷于通过不断强化行政立法，行政审批，甚至强势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利益好处千方百计往脸上贴，把责任一个劲的向企业推，以至于有了“收入被增长”，“下月的税收本月提前缴纳”，“强行用行政手段控制失业率”，等等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事情，国家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央企、国企有那么高的利润，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在救济失业者身上，用在养老保险的缴纳上，反而强行让企业，让员工承担这些责任？每当政府打着保护中低收入者，保护员工利益的旗号，推行什么“最低工资制”“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裁员比例控制”的时候，我知道，各级政府机关聚财富的欲望和数量未受丝毫影响，工人失业的社会矛盾似乎有所缓和了，至少政府有了托辞，表面上政府可能名利双收，但我也知道，这些损失最终还是由企业转嫁给员工，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虽不尽恰当，但道理相通，这些都是管理上的越位。
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由此引发了汇率和价格战争。但是，中国的现实是，对外贸易受影响的同时，对外投资损失也非常惨重。但反观我们自己，始终强调对外资的国民待遇，这是典型的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是对国家经济和企业的严重不负责任。中国有多少企业和外资可以公平的竞争？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国立商业银行等几个巨无霸的且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外，中小企业根本没有实力和外资竞争，关于对外开放的领域，各级政府更是热衷于引进那些投资于资源矿山，甚至粮油、水等关乎国计民生领域的外资。全球化是趋势，我们只有顺应而无法阻挡，但只要主权国家的事实存在，只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存在着不平衡，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领域就一定会存在。为什么中国什么领域都有外资，而中国对外投资一次，失败一次，而且还是损失惨重？这是政府在保护国家经济成果上的缺位。
二、对于国企，要么改革，要么消失。这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名言。虽然，俄罗斯和中国的恩怨不断，虽然，俄罗斯也问题很多，但这个民族有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就是知耻而后勇，危难之时，能够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勃勃生机，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有过许多次改革，但结果和影响却大相径庭，这或许是民族精神的差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国企改革，而且都是大刀阔斧的，并且成效显著。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就国企而言，以下三方面，足以验证了梅德韦杰夫的名言。
其一、国企的地位及贡献。《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从宏观经济总量的角度考量的话，作为公有制最主要表现形式的国企和央企，无论从对GDP的贡献、上缴的税收，还是提供的就业岗位，技术创新能力等等指标来考量，其贡献远逊于私营企业及个体经济，这样的事实怎么能说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国有企业要么是能源、资源行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粮，要么是垄断行业，比如中国移动，这些行业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因资源的日益稀缺而带来的升值，或者来源于行业垄断和非竞争性，在土地、劳动力、项目、资金等企业发展的四要素中，国企样样占尽先机，但给作为这些企业名义上的主人－全国人民的回报上却是乏善可陈。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把资源租金、土地租金、利润都合并到税收这一项上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国企和私企，就像地主和长工，一个天生有钱有权而且是书香之家，一个没钱没地还要给地主打工并且本身文盲，这还不算，地主不但管理长工干活，而且把自己家里最好的地，留给自己用科学种植法耕种，把不好的地留给长工让长工自己摸索着种，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上缴规定的地租后自负盈亏。正如盛洪所言：“国企的利润来源于不缴租金”。
其二、国企存在的问题。1998年以前，国企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最终导致连年亏损。实行股份制改革后，表面上实现了精简和脱困，但发展至今日，出现了更大的问题，包括对国民经济的实际贡献不断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腐败等，导致的结果大概有三，一是违反宪法原则，涉及宪政问题，从而映射执政党合法性。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国企是全民所有，可全民不但不能分享国企的巨额利润，还要为国企的垄断和不缴租、不缴利润埋单，国有经济虽是国民经济主导，但在就业、创新、税收上处处落后，这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二是引发腐败，制造了特权阶层，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三是国有资产一方面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流失到少数人手中，必将导致家族政治、集团政治，增加了政治上的离心力，对党对国这是非常可怕的，前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缘因于此。国企占尽了企业发展的所有要素，但有的却出现亏损，我相信，在中国能把国企搞亏损的人，那必定是人才中的人才。但事实并不是经营能力的问题。许多国企，在争项目抢资金的时候，喜欢打着国家的旗号，在上缴利税造富于民的时候，喜欢哭穷，喜欢放大市场因素，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中饱私囊的目的。有的国企，把利润私分以后，竟然还能从国家获得大量的补贴，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大清初期，吴三桂在已经决定造反后，还从康熙那里哄来了大量的耕牛和工具。国企这么多的钱，变着法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再加上手中掌握的都是资源、能源等行业，势必会在政治上扶植代理人，最终，中央集权和政党政治必将被集团政治和家族政治左右。
其三、国企改革思路。“政府应以义为利，而非以利为利。”这是儒家思想对政府功能和价值的定位。但是，现在进行国企改革，可能比10年前更加困难。虽然，所有的改革最终都是利益博弈，但十年前，目标是精简和效率，主要问题是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现在，目标是公平和公正，是让国企真正造福于民，其本质是剥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巨额不当得利，两相比较难度不言而明。经济学家比较一致的思路是，把国企的利润尽快还富于民。有代表性的是，谢国忠主张的将国企的股票平均后发给每个人的账户上；魏杰主张的将国企分红全部冲入社保，从而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劳动者收入。更进一步的是盛洪提出的，国企有没有必要存在，如果有必要存在，应该在哪些领域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这些都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宪政的问题。这些思路，出发点都是美好的，而且，如果得以实行，至少能解决中国经济一半的问题，但需要的是象俄罗斯那样自下而上的强势改革，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软肋所在。
总之，中国经济存在问题可能非常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可能很简单。如果把创造财富的主体分为国企和私企的话，假定二者实力相当，那么，实际情况是，国企是一个享有诸多豁免权的独立王国，在航天、国防方面，它的水平和贡献或许有待未来检验，但在解决就业，造福于民等方面，它并没有承担过多的责任，却实实在在供养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利益团体。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实都绕开了国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最低工资、社保、失业、审批、索贿、劳动纠纷等等这些反映经济问题的名词似乎变成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专利。对于国企，行政和司法都绕着走，对于私企，政府却是又爱又恨的紧盯不放，因为它们既是解决就业这一社会问题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财税源泉，甚至是官员“私房钱”的保障。国企不改，一半的经济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经济必将奄奄一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