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这一历史过程中，民营经济即使受到公权力的诸多制约，即使在“国进民退”面前其空间日趋狭窄，但企业家们仍缔造了无数个商业帝国，创造了无数个财富神话。据统计，到2010年4月，中国大陆已有55000位亿万富豪，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与此相应各种形式的富豪俱乐部也不断涌现。
《中国财富圈》细述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长安俱乐部、江南会等最具影响力的十多个俱乐部以及各自会员间通过相互帮扶，资源共享来改变商业版图等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俱乐部几乎囊括了民营经济领域所有精英，因此，很多产业政策和热点商业事件的背后都有其身影。但是，由于商业传统的缺失和资本积累的原罪，精英结盟的主要目的还是抱团取暖，正如《中国周刊》总编朱学东在序言中所阐述的“抱团取暖，既是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财富阶层的现实选择。”
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历史悠久，因此早形成了成熟的商业文明。而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行重农轻商政策，商人即使在财富上是巨人，但政治上仍是侏儒。加上专制社会治乱兴衰的周期率，因此，商人只有寻求权力庇护，或者直接投身政治，方可自保，否则，权力和暴力随时会以各种名义将私人财富洗劫一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因此，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走私、造假、窃取国有资产，资源贱卖、环境污染等资本的原罪。即使《物权法》出台，仍不能驱除历史传统和资本原罪的阴影，财富精英通过联盟抱团取暖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美国的富豪俱乐部除了休闲娱乐外没有其他功能，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会员交流思想，拓展人脉，互相帮扶，制定规则，推进公益的平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出现，特别是其管理和运作不断走向规范与成熟，这是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应有之义。但是，那些影响力巨大的俱乐部要么缘于共同的地域，如江南会，潮汕会；要么缘于个人私交，如泰山会；要么缘于共同的垄断地位，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因此，仍难以摆脱传统商业帮会和江湖习气的局限性，而其奢华和炫富也引爆了社会的仇富心理，这又是对商业文明的破坏。比如，温州资本军团被斥为“蝗灾”。比如，江南春、鲁伟鼎持有华谊股份不是因看好王中军兄弟，而是因为马云的推荐。
可见，以抱团取暖为主要目的企业家俱乐部的核心价值与现代商业文明仍有一段距离。因为，没有民主和法治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商业文明，即使在阳光下积累的财富也不能免于被掠夺的恐惧，也就无法走出“中国式商圈”的胡同，但愿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