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节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加息0.25个百分点，这被广泛解读为决策层调控房产泡沫最明显的信号。决策层能够从货币政策角度打击房产投机，这固然根源于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腐蚀和绑架已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但也离不开谢国忠、郎咸平、牛刀等人多年来对唱空房产者的不懈坚持。“唱空派”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于房地产主导的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伤害的无情批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出的药方有所差异。
从2010年的“国十条”到2011年的“国八条”，我们不难发现，中央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从最初的抑制需求到后来的加大供给，再到开征房产税的预期加强，所用手段包括调高利率，提高首付款比例，限制购买数量，甚至官员问责。可以说，凡是理论层面能够用来调控的手段都派上场了，如果说还有挂一漏万可能的话，所缺少的恐怕就是郎咸平提出的改善中小企业的经验环境。从政策层面来讲，以上政策再加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加息和提高首付款比例手段，中央对房地产调控已经无法再挑剔了。至于房价能不能回归理性，或者说理性到什么程度，那绝对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也不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力的问题，更是政治、社会本身的问题。因为，房地产问题之所以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说到底是中国式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媾和的怪胎，政策层面或政府层面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局部治疗”，而不可能是动“大手术”。虽然，中华民族有勇于认错的优良传统，但只有在“朕即天下”的专制时代，只有优秀的帝王才会有“罪己诏”的潘然悔悟，只有在当代民主国家，才会有引咎辞职的政治传统，但现阶段的中国，对房产经济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等于授人以柄，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这并不代表房价不跌，因为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是两回事，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式更是两回事。
“唱空团”中，虽然郎咸平、牛刀等人可能更广为人知，但谢国忠无疑是理论水平和实际影响力更大的一位。谢国忠不仅仅具有在摩根士丹利的从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最接近西方经济学本身，而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正是西方经济学统治的天下。所以，从理论角度，谢国忠对中国经济的解读的系统性更强，虽然，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但理论本身还是有优劣之分的。我将谢国忠的观点概括如下：一是政府必须退出市场竞争，放弃对经济的主导权，并建立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通过加息降低房价，通过把国有企业股票平等分给每个民众增加购买力，一减一加扩大消费。三是修改城市化战略，通过建立若干超大规模城市，扩大就业，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作为一位深谙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除因多年来一直看空房价而被冠以“乌鸦嘴”的称号外，谢国忠的其它理论的确很适合中国民众的口味。但是，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不一定能吃到嘴，如果很容易吃到嘴的话，又很可能是毒药。近两年，为了争取贸易权益，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多次国际会议和外交场合要求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虽然，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际上是有一套公认的衡量标准的，我们大可对号入座即可，没必要要求别人口头承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谢国忠关于政府退出市场竞争的说法显然是不和适宜的。其次，关于通过加息降低房价，目前看来至少有一半已经变成现实，虽然已经屡次加息，但是否是为了降低房价和拉动消费，还有待验证。关于均分国企股票给民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国企的问题已经整整积累了20多年，90年代的“抓大放小”，虽然让国企放下包袱，但却没有轻装上阵，以至于到了今天的尾大不掉。这些年，面对民间对国企的口诛笔伐，政府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象征性增加国企上缴利润的比例，来一睹悠悠之口，而不可能像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国企，要么改革，要么消失”。因为，如果说挥霍财税的腐败分子是小虾的话，那么掌控国企者无疑是大鳄。最后，关于修改城市化战略，建立超大规模城市，我觉得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的思路，但是从国际政治角度，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考量，这显然是天方夜谭。记得在曾瀞漪主持的一期《财经点对点》的财经节目中，在回答中国建立超大城市规模城市后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时，谢国忠不加思素的说，“超大规模城市可以通过规模优势解决就业问题，提高经济效益，也完全可以通过扩大粮食进口规模解决粮食问题，这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粮食不能自给的话，“神马都是浮云”，至少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关于这一点我曾在博文《谁是中国最大“传销”分子》中分析过。
总之，如果说“经济学是一门实验室里的物理现象学说”的话，那么，谢国忠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实验设计师。虽然室内实验和现场试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实验室的思维方式对于现实仍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一直关注谢国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