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写过一部名为《两百年的孩子》的小说，讲的是三个孩子从现在分别到“过去”和“未来”的冒险。第一次冒险是回到过去，利用“现在”带去的装备，帮助一个因反抗强权而入狱的少年“铭助”越狱。
小说中就此写道：“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回到过去一看呀，便可深入地理解铭助这个人，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就不是无意义了……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这部颇具科幻色彩的小说透露出的是对人类历史衍进的一种思考。过去没法改变，可改变的只有将来。而对过去的探究和“寻根”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我们未来可选择的道路，避免因循守旧，重蹈覆辙，只有对全部历史的一个通盘思考，方可觅得解答之法。
在吴晓波最近出版的《浩荡两千年》中，我分明读出了这种心怀当下而溯源求解的努力。作为企业史三部曲的完结篇，《浩荡两千年》并不好写，很有“弄巧成拙”的危险。一方面，两千年的古中国，何处去觅企业的痕迹，又何来企业史可谈，真不知作者最后会笔落何处；另一方面，谈企业、谈经济最后必将归到政治处，因在中国，真正的主导力量从来都是政治权力。而谈此敏感话题多少触忌，也会大大影响笔下的是非曲直。
然而，拿到书后，一翻前言，赫然便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关系史。我知道，在《激荡三十年》中欲吐而不得的话大概会在本书中得到迸发。翻完全书，吴晓波借前人之力而独出角度，为中国两千年经济兴衰勾画出一幅“起伏涨跌图”。而文中论述多借古讽今，指出今日诸多之弊病都可在古老的历史中找到根源。
譬如其论述“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吴晓波从管仲变法写起，他认为从此时开始了之后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对立。而整个中国的经济衍进，也几乎就是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博弈过程，从管仲变法开始，之后但凡大的变法，都试图强化国有资本，削弱民间，而强化的方法往往是通过对国计民生领域的直接控制，如此政府直接进入商业领域的行为，反而产生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
对于民间资本而言，2000年的历史是一段被压制，毫无独立、平等、尊严可言的历史。书中信手翻来，几乎都是民间商人通过特权做大，一时兴盛，不逾三世而衰，最终皆是利用价值殆尽，被喜怒无常的政府清洗了账。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正是生动写照，在民间与政府无对等契约关系的条件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危如累卵。而商人阶层自身的懦弱与狡黠，却使得他们乐于做这种“方便的生意”而不是执著于构建一项长久的事业。
正是因为这种先天的弱势地位，吴晓波在书中对商人的态度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下也多有维护叹惋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愿意接受吴晓波为商人阶层所做的辩护，但一国之商业、企业永远卑微地伏在政治权力脚下，他们恐怕也无能力真正推动国家走向强盛。但就如费正清那个“千年一问”一样，如果政府掌握“捕鼠”特权，民间确实没有改进“捕鼠”技能的动力。所谓制度大于技术，吴晓波在书中念兹在兹，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雪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