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仅写出传世名作《国富论》，还给后人留下了伦理巨著《道德情操论》。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绝不是言必谈利益最大化、文必用数理模型的工具主义者，而应高屋建瓴，胸有韬略，尤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胆识和超越利益藩篱的良知。
今天，我们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面对千头万绪的时代困境，何以破局？
回望百年中国之路，蜿蜒曲折，其主干道却不外乎写着“转型”二字，即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艰难嬗变。由此，以深化改革与发展思路为出发点，从容探讨经济社会转型逻辑与建设路径，无疑是一项极具思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循此线索，这部《转型的逻辑》，其主体内容，正是作者朱敏与30多位学术大家及高层智囊对话而来。
中国的转型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按朱敏在本书附录中所述，主要还是由历史尤其是近百年的机缘所致，而且这一历史还在延续当中。举例而言，早在欧洲革命以前，中国就有四大发明，但为什么我们没能像西方经历的三次技术革命那样，将技术转化为财富？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明清时期加强专制统治，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抑制商业，导致农业财富不能转化为商业资本，农业人口无法流动到其他行业，社会分工难以形成，技术创新更是无源之水。鸦片战争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实业救国，皆是“拿来主义”地学习模仿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围绕“德先生”、“赛先生”展开的思想启蒙，却因百年间种种沧桑际遇而未持续推进，致使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进程缓滞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