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德?索托①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
首先当然是缺少资本信息。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作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地坚守谬误。①
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德?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①。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30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权利这个关键词上的原因。无论是哈耶克①、阿马迪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本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比尔?盖茨。反之，则我们永远是那个“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2008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