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说，有一段时期常常出去散步，那恰恰是《论美》公开发表后引来批判的时候。那时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处广场，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他们给那些桀骛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缰绳同时一挣，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摔，直到它驯服。预感人生的风暴即将来袭的高尔泰，看着那些翻腾跳跃着不肯就范阵阵哀叫的马匹，曾经自问：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敏感的哲学家在内心深处似乎找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哲学意义的造型。事实证明，他的性格和人生正如这野性勃勃的生马，同各式的缰绳搏斗经年，鬃毛上血痕斑斑，渐渐衰老，命运来的是如此酷烈。北岛曾经叹曰：高尔泰这样一个从小被视为玩劣儿童的人，要想把他纳入同一个模式，把他“格式化”，多么地难哪。只有读过《寻找家园》以及知晓高尔泰其人其行的人，才能理解北岛这叹息。
“寻找家园”曾经是散文家笔下稍显滥俗的抒情题目和感情宣泄的对象，当2004年一本叫做《寻找家园》的散文集显身书市，不知道会有多少读者会特别注意到它。不仅因为题目寻常，当时有多少人还记得、知道“高尔泰”这个名字是个问题。高先生曾经的学生胡继华先生曾经回忆说：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所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
这是遗忘败给漠然的年代，然而人们对苦难有本能的注意与心理上的换位体验，我想这是《寻找家园》的读者越来越多的原因。
《寻找家园》的全文，或者说其中收录文章的版本问题，是一个谜。因为曾经参与校勘它们的读者太多，而且《今天》杂志还在陆续出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后来增补的文章存在差别。我们不能忽略当年的“花城版”的意义，但是如此多的“普通读者”参与增补和校勘（甚至有时修改了某些篇目的题目），并且在自己的版本中进行了文章的取舍，这件事对于一本纪实散文并不寻常，我想也多半要从上述原因中寻找答案。
苦难本身并不意味着荣誉，只有寻求意义这个行为本身才配享荣誉，苦难只会使这殊荣烁烁发光。
十四岁那年，高先生要到苏州美专上学，第一次远离家，“在码头上，汽笛响了，跳板撤了，母亲隔着水喊：多写点信来，一到那边就写个信来。”（《跨越地平线》）当父亲和母亲码头上向着远离河岸的渡船不停挥手送这个儿子离家求学之时，可曾想到这是送自己的儿子从此走向无边无际的苦难？他们又可曾想过正是他们当年一直不愿儿子习学的“画画”，又在冥冥之中把高尔泰从遥远的酒泉夹边沟农场带回生天？高先生经历中，又有多少恍若隔世的生死转场？正因为此，我把《寻扎家园》的第一部，即那些梦回“吴头楚尾”的高淳县淳溪镇的文字，看作高先生真正的诠释给大众的美学文本。那些山水、人物、日子好比“沈从文的湘西”，有一个人最初最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属于个体的微观世界，只有这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人记忆的完满。这种关于家的记忆后来随着高先生远赴北美。
当一个人开始书写故乡，表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游子的身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如果将“苦难”作为高先生人生前半程命运的主题，那么今天他面对的题目可能是“怀乡”。游子情结之外，早年乡村的静泊也成为嗣后苦难囹圄的惊惧的反差，终究使人感慨系之。
苦难似乎有始无终，人们总是问最初的端倪。对于高先生，人们往往会说那是因为一九五六年写了《论美》。一九五七年《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公开发表，很快来自专业领域的批评与社会的批判接踵而至。高先生回忆说，“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论美>；之失》或《论美》）这是个通俗的解释，相对于艰深的专业美学史对此的诠释反而更能说明问题。资料表明，高先生这篇论文当时引发了关于美学研究的“主义问题”的争论。
北岛回忆说，在他们这一代人眼里，《论美》发表后所掀起的那场讨论，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在那个扼杀美学的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仅存的美学学者宗白华、候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这场起初仅仅停留在美学界范畴的争论，今天的读者相对陌生，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工厂里的普通青工也在读美学著作的那场“美学热”。对于那场曾经介入公众生活的美学讨论的兴起，很多当事人把其解释为，人们在特殊年代太久，见的丑陋的事物太多，于是新时期一但来临，对“什么是美”、“美与人的关系”有本能的、苏醒般的关注和热情。这个解释合乎逻辑。而五十年代高先生文章引起的这场争论，人们就很难将它的产生做合乎逻辑的理解。但不管如何，在整个社会“集体化”进程中，当多少美学界的老先生都在艰难适应着时代的要求之时，以强调“美的绝对性、主观性”来复活人的主体和自由权利，高先生无论如何都出发得太早，也走得太深远。他一生的遭遇于是就从这时开始迎向无尽的劫波。
有关夹边沟时期的记述，虽然不长，但形形色色出现在眼前的人物仍然像以往一样，给高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此多数的记录，是对那些遭难中的普通人遭遇的垂怜和叹息，但也遇到精神上比他更坚韧、阅历和判断上比他更丰富、做了他本人在苦难岁月坚守下去的“热量传递者”之人。这样的人物，比如有历史学家安兆俊。
这个人的故事如果真实存在，那么只有神经强大如高尔泰这样的人才能经受得住。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当年最早来到夹边沟的知识分子，一个和同样命运的年轻人说“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的人，有那样的结局。如果他最后只是始终保守着尊严、保持着坐姿活活变成一具饿殍，在当时夹边沟惨祸的背景之下，或许只会淹没在数不清的各种逝者之中，不会引起注意。但是书中竟然还记述了安兆俊他们被弃尸荒野几年后，当时医学院申请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其中很可能就包括安兆俊！高先生对此说，“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千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安兆俊》）这是前辈寻求意义的人，为后人提供理论性指示中最荒诞、最冷硬、最残酷的隐喻，因为安提供的是他的骸骨。一个在无边苦难中仍在寻求意义、有过理想和热情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结局吗？人们先是惊惧，继而愤怒地不可遏抑。那些同样有过苦苦寻求意义经历的人读了，真有诛心之痛。
高尔泰曾在书中回忆早年在家乡淳溪河边常和母亲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他说，“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淳溪河上的星星》）
多年之后，母亲又收到高先生寄自酒泉的信时，大吃一惊，手抖得连信都拆不开了。说，怎么又弄到那里去了呀？！（《又到酒泉》）这是何等惊恐的一个母亲。
安兆俊先生的故事之后，高先生说：“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安兆俊》）母亲与祖国，这看似被过度使用的比喻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对于高尔泰来说有着太多的深刻与苍凉。
作者：雪堂（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