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我读了三回。第一回读的是花城版（2004年），但那里面只收了“梦里家山”和“流沙堕简”两卷。读完颇疑惑：为什么作者写到1969年便戛然而止？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花城版不全，台湾印刻版（2009年）才是足本。于是我从网上找来台湾版电子书，果然那里面还有一卷“天苍地茫”，读之又是震撼。从那时起，我就盼望着大陆也能出版足本的《寻找家园》。
于是，当赵雪芹女士对我说，她所在的出版社决定重出《寻找家园》、她也将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时，我真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编辑过程中，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谈到某篇文章收进来还是拿掉的纠结———收进来的话得做一些手脚，文气自然不畅；拿掉的话又觉得对不住高尔泰先生和徐晓女士（此书稿的代理人）。她希望我给她支招，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是觉得，作为出版人，要想既出本好书又能在审查制度中安全过关，在今天委实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胆量，也需要充分智慧。
今年6月，我收到了责编送我的增订版《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先看装帧设计，颇喜欢；翻阅里面的目录，发现“天苍地茫”一卷已收录于内。又与台湾版比对，这一卷只是少了《铁窗百日》和《王元化先生》两篇。而那篇《代跋：余生偶记》没能收进来，据责编说是因为牵涉到民族问题。我想，即便这一版本还有遗憾，但它已是现有条件下大陆最全的版本了。
新书到手，我先让已参加过高考、无所事事的儿子阅读。儿子读后说好，我便意识到，这本书接通“90后”的心灵世界不成问题。而当我终于也找到了一个读书的心境之后，我也打开了这本厚重之作，开始了我的第三次阅读。
二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高尔泰的名字不但不陌生，而且简直就是如雷贯耳。我的大学时代正好赶上了“美学热”，美学书籍便成了我们的重要读物。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美学论集》当然要读，《朱光潜美学文集》自然也要读。这些书读着读着，忽然就听说还有一个美学家高尔泰，他的书也很值得一读。于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买回了他的《论美》，又在研究生阶段买到了他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开始了新一轮的美学阅读之旅。
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美的历程》如何让我迷恋，我没有说过的是，李泽厚的书读多了，就觉得他那些观点有些保守，比较中庸，甚至“积淀说”里有一种暮气。而读高尔泰的书则是另一番景象：它让你刺激、兴奋、血脉贲张，你会感到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那应该是主观论美学特有的气息。而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断都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同时又具有直指人心的效果。比如，当论述到“艺术是自由的创造”的命题时，高尔泰说：“总之举凡一切不是以主体的内在感性动力，而是以客体（受其指令或迎合其趣味的他人）的规定性为依据的‘艺术’都不是艺术。”（《美是自由的象征》第243页）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李泽厚就说不出来。
直到读过《寻找家园》之后，我才意识到，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固然是理论，但更是作者生命体验的一次倾吐。1957年，他因《论美》一文获罪，被发配到夹边沟劳动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1年的苦难生涯。幸亏他会画画，才被抽调出来，没有饿死在夹边沟。他画巨幅领袖像，画“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大张”。他明知道这是撒谎，明知道这不是艺术，但求生的本能却让他学会了哗众取宠。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第185页）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他会在其理论文章中反复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要把人当成人来对待；为什么他会形成“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是自由的创造”之类的命题；为什么他对李泽厚有些微词。1957年，全国围剿《论美》之时，李泽厚撰文概括了美学界的四种看法：高尔泰的主观论，蔡仪的客观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他自己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李泽厚当然不同意主观论，但他“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职是之故，高与李通信，并一直对李保持着好感。但许多年之后，李泽厚却不但说50年代的美学论争只有三种观点（高尔泰的观点不算数），而且还认为“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言之凿凿。高尔泰“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第361页）为什么高尔泰会有再次受伤害之感？因为他的主观论美学不光是一种学术观点，那里面还浸透着自己的血和泪、悲与痛。抹掉他的观点，就等于抹掉了他的罹难史，他的全部苦难便没有了着落。
于是我想到，做学问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图书馆里吭吭哧哧做出来的，另一种借用朱学勤的说法，应该是“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书斋里的革命》第395页）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当然属于后者。
三
高尔泰在其美学论著中曾经论述过忧患意识，我在他的《寻找家园》中读出来的则是一种苦难意识。
读高尔泰的散文，我总会想起已故作家史铁生。史铁生曾经写过《我二十一岁那年》，那一年，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倏地残废了双腿”（《我与地坛》）。高尔泰也是在21岁那年，在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倏地跌落深渊，被定为“极右分子”。罹难之初，他还豪情万丈，“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第119页），但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饥饿的身体，马上让他意识到现实的冷峻与残酷。“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和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第153页）他在夹边沟农场幸免一死，完全是出于偶然。后来他去敦煌做研究，但“文革”爆发，他又成了“揪斗人员”（第238页）。1966年，他与李茨林结婚成家，但动乱岁月，聚少离多。几年之后，下放农村的妻子竟以肺炎不治身亡，给他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好不容易迎来了身心解放的日子，但他又一次因言获罪。他借调到北京又被赶回兰州，“清污”中被停课，遭批判。他远走川师，后来又往南大调动，但调动期间却遇上了牢狱之灾。“从1989年9月9日，到1990年春节前夕，我在牢里关了一百三十八天。之后的‘释放证’上，写着‘审查完毕予以释放’八个字。整个事件，莫名其妙。”（第389页）1992年夏，他与妻子浦小雨取道香港出国，带不走女儿，三个月之后，得到的却是女儿的死讯，时年25岁，与她母亲去世时的年纪相同（第430页）。此后，他远去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
依据《寻找家园》提供的线索，简要梳理一遍高尔泰的人生历程如上，我是想让读者诸君看到连绵不断的苦难如何与高尔泰紧紧相随。一般来说，面对如此大灾大难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其一，被苦难完全吞噬，以致主体意识灰飞烟灭；其二，在苦难中沉沦，以致自我人格扭曲变形；其三，因苦难而警醒，以致自我的苦难意识、悲剧意识和荒诞意识等等被激活，苦难因而成为疑与思的动因。在苦难中，高尔泰并非没有经历过前两种情况，用去年他为自己辩诬时的话说：“高压下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有出过！画了那么多歌德画，我什么脸没有丢过！对贺、施和萧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还有那么多我至爱的亲人，因我而受苦受难。想起他们的苦难，我就有深重的罪感。用泥污的肢体，带着创伤的灵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我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论清白？”（《哪敢论清白———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然而，即便是在那些扭曲自我的日子里，他也依然清醒地意识到了自我的物化与异化，于是他开始用写作拯救自己：“那是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为怕暴露，永远随身携带着。”（第353页）这种心灵笔记后来成为他思想的主要源泉。在敦煌期间，他便是借助于这些纸片，开始了人的价值、人的异化和复归、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等方面的思考与写作。他说：“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闩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第206页）。
这样的写作环境会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而这样的写作方式又会让人想到许多熟悉的案例。当年的“胡风分子”张中晓，便是把一些思想札记写在一些零碎的纸张上，于是有了《无梦楼随笔》。另一位“胡风分子”彭柏山，在受难的日子里一直在写一部小说。“他只是把《战争与人民》作为一个信念，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一个为自己活着的借口和理由在写。”（彭小莲：《他们的岁月》第261页）幸运的是，高尔泰没有像他们那样死于非命。借助于那些纸片，他不仅写出了论文，还写出了《寻找家园》这样的散文。论文是思想的结晶，散文则是灵魂的袒露，前者因苦难而提炼成洞见，后者因苦难而升华为艺术。这样，《寻找家园》也就走进他本人所论述的艺术谱系之中：“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命运，例如屈原、司马迁、杜甫、伦勃朗、凡高、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曹雪芹等人的命运，都是非常之不幸的。冠绝当时的俄国文学，其作者的名单几乎同时也就是殉道者的名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流放和贫困中度过了一生，许多人死于非命。正是这种不幸，孕育了他们的艺术。苦难毁灭了李煜的生活，但却成全了他千古流传的诗篇；苦难毁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但却成全了他使全人类灵魂为之震动的小说。”（《美是自由的象征》第194页）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苦难毁灭了高尔泰的生活，才成全了他这种纯棉裹铁、风清骨峻般的散文？
四
高尔泰的散文如纯棉裹铁，风清骨峻，是我这一次读出来的味道。
初读高尔泰散文，我只是觉得作者用笔节省，举重若轻，感受到了冗繁削尽，字字珠玑之美。于是我说：“他写人，三笔两笔勾勒，人就活了；他写景，三言两语描摹，气象全出；他那种富有诗性的思考又如同散金碎银，遍布于写人记事的空隙，让人感受着生命的呼吸，心灵的颤动。他不抒情，他懂得一切景语皆情语。他也不铺陈，总是点到为止，给人留下了硕大的想象空间。”而之所以能写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是画家，他知道如何使用白描；他还是美学家，他懂得艺术生于节制，死于放纵。”（参见拙作《加法之累与减法之美》）
这一次读，我依然有如上感觉，只是这感觉中又多了一样东西———他的散文有雷霆万钧之力，但这力又如纯棉裹铁，外柔内刚。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作者是完全有理由呼天抢地、大放悲声的，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写劳改农场里所有人的衣服风吹日晒蒙碱粉，灰不溜秋，惟独龙庆忠对自己的那件蓝皮袄爱惜如命，他甚至不舍得在腰上捆一道绳子，于是衣服保护得光鲜如初。原来这是守寡的母亲给儿子做的一件衣服，虽式样老旧，却结实坚固。第二年春天，高尔泰看到他在前面走，腰间束上了绳子，“我很高兴，赶紧追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那件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早已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也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是几易其主了。”（第160页）他写妻子过世，“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第400页）像这样的文字，背后的伤痛与悲愤不可谓不巨大，但作者隐忍用笔，点到为止，仿佛不动声色，而出现的却是力透纸背的效果。
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高尔泰会这么去写？萨特说过：“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散文的价值当然在于它的风格。”（《萨特文集》第7卷，第108页）为什么高尔泰会采用这种方式以致形成了如此风格？我琢磨再三，大体上找到了如下答案。
首先，高尔泰是美学家，作为美学家，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艺术更偏爱一些，而传统艺术所发之力讲究的就是纯棉裹铁。关于这一点，高尔泰有过如下论述：“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论美》第279页）这当然是美学家的体认。而当他找到了散文写作的时机后，他便不可能不向他所欣赏的美学理念靠拢。所以，我把《寻找家园》看做是在文学层面向中国传统艺术的致敬之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接通了那个“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的文学传统。
其次，高尔泰虽然写的是白话文，但用笔雅致，每有古意。他在文中随手引用的古典诗词，既有言志抒情之用，又能达到曲笔行文的效果。为什么高尔泰有如此才情？重新翻阅他的《论美》一书，谢昌余为他写的序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的父亲高竹园先生是教育家，又是书法家，国学基本功很深厚。从小教他熟读唐诗、宋词，后来又先后送他跟颜文樑先生学油画，跟吕凤子先生学国画，所以他自小就有较扎实的艺术修养和实践经验。他除了长于绘画之外，还经常从事其他方面的艺术创作，发表过新诗、古体诗和短篇小说。”读到这里，我唯有慨叹：高尔泰有这样的艺术修养，我们有吗？没有这种修养，即便我们遭遇了他那种苦难，我们也是断然写不出他那样的散文的。
第三，在《画事琐记》一文中，我特别注意到了高尔泰的如下文字：1990年他在川师想重拾画笔，但是他却悲哀地发现，“经过五年的专业训练，几十年的‘美术工作’，我已经失去了胡涂乱抹的能力，下笔就落入俗套，圆熟甜腻，不堪入目。以致画画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同自己的搏斗。我想了许多办法，用左手，用秃笔，倒着画，反着画，书法从纸的末端，从字的最后一笔写起……总之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一发现圆熟的笔迹和甜腻的造型就撕纸。结果‘废画三千’，倒也得到一些好东西，稚拙木讷，元气淋漓。都是偶然效果，像路上捡来的宝物。”（第441页）这段文字读得我触目惊心。高尔泰仿佛是在说，在专业话语系统中画，为了活下去扭曲着自我画，他已经把笔给画坏了，以致后来要找到自我便殊为不易。但我暗自猜想，幸亏那个年代他只是在纸片上写思想笔记（这是另一个层面的“胡涂乱抹”），而并没有去写杨朔、秦牧、刘白羽似的散文，所以他并没有把笔写坏。这样，他晚年写起散文，可能就不需要经过那番搏斗，而是能做到意到笔到了。如此一来，与他美学理念相吻合的美学效果也就呼之欲出了。
是这么回事吗？如果以后我能有幸见到高尔泰先生，我一定要问一问他这个问题。如今，我只是想说，上世纪80年代，凭借其美学论著，他为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既鼓且呼，那时他体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他又以流散知识分子（diasporic intellectual）的身份，以自己的才胆识力，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为那段被人淡忘的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证词。而对于高尔泰本人来说，我更愿意借用他写岳母的话来指认《寻找家园》的意义：“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第414页）
是的，这一次的散文写作，也把高尔泰的人生高扬到了一个抒情诗的境界。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作者：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