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民间演义，告诉我们的多是一个以文臣治天下，用货币换和平，积贫积弱，萎靡腐朽、偏安一隅的王朝。但读《如果这是宋史—仁宗盛世》中“荣耀三川口”，“悲怆好水川”等宋夏之战，特别是任富、宋平、张岜这些英勇不屈、以身许国但却鲜见于历史的“小人物”的悲壮事迹时，不禁要问，有如此英勇悲壮之士，为什么说宋王朝软弱腐朽？仁宗时期，经济实力远远超过盛唐和大明，为什么还说宋王朝积贫积弱？如果说用货币换和平，就是贫弱的表现，岂不是混淆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颠倒了两者的逻辑顺序。因为，政治的无能和经济的繁荣是两会事。难道，是我们误读了宋事？
记得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有一章《西夏的崛起》，讲的是在辽国兵临北宋城下，宋被迫与辽结“澶渊之盟”，用岁币换来暂时和平的背景下，西北的党项族在元昊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史书上元昊是被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来书写的，他建立西夏政权，创建本民族文字，兴宋夏之战，屡败大宋等等。然而，《如果这是宋史—仁宗盛世》中的元昊，不是杰出的政治家，而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不是神机妙算的军事家，而是靠人多欺负人少，靠欺骗耍诈等伎俩取胜的卑劣之徒。与他相比，别说韩琦、张亢等统帅，就连任富、宋平等头领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才能都远胜于他。但，历史，你为什么要以胜败论英雄，为什么要将这一切的结果归责到赵匡胤为大宋定下的所谓“扬文抑武”的基调上，这不公平，也不符实实际。
宋朝漫长的三百年里，有着令其它王朝望其项背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实现大一统，甚至到南宋时，落了个偏安一隅，皇帝和宰相尸沉海底的悲惨下场。有种观点认为，宋太祖出身行伍，亲历五代十国武夫专权，军阀殃国的历史，而自己正是凭借军事实力黄袍加身的，因此，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为宋朝定下了重文轻武，以文治武的基本格调，而宋朝此后的积贫积弱正是这种基调种下的祸根。文官管理武将，文官不懂战争，因循守旧，长于治国而拙于保家卫国和开疆拓土。这种说法顶多70%的正确。重文轻武不假，但不能将赵匡胤处于良好初衷作出的以文节武的基调作为一个王朝三百年来心安理得而不思进取的理由。文臣不仅要治国更须安邦，皇帝不仅要遵循祖制，更要强国富民。
历史上，西汉王朝刚一建立，高祖刘邦就除掉了韩信、英布、彭越等武将，此后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终于实现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夙愿。明朝朱元璋建国后即诛杀功臣，但即使到了嘉靖、万历贫弱之年，明朝仍然取得朝鲜战争和东南抗倭的胜利。可见，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时从不缺乏挺身而出、以身许国的勇士，宋朝亦是如此，潘美、曹玮、岳飞等将帅对国家的忠贞和军事才能绝不逊色于同时代异邦的首领，即便文臣如韩琦、张亢亦不乏马革裹尸的气度。而宋王朝的经济实力更非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番邦可同日而语。如此一个庞大、富足、人才辈出的王朝，留给历史的为什么却只是文臣宰相的口若悬河和长袖善舞？为什么只是文人骚客的香艳和失意？为什么只是一个庞大臃肿，老态龙钟的王朝？
这一切，历史将它归责于宋太祖创建的“重文轻武”的祖制，历史所津津乐道的是宋王朝的富足与和平，但其富足上不在国，下不在民，其一半用于购买和平，一半被“高俅”之辈、“西门庆”之辈挥霍。如此的富足，有何值得炫耀？
一个王朝也好，国家也好，上至皇帝或元首，下至文官集团和市民集团，其血液中应该有一种捍卫尊严和正义，明辨曲直善恶的血性。如只热衷于追求所谓的和平与富足，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必将如宋王朝一样庞大臃肿，暮气沉沉。虽然，宋朝三百年来基本保持富足平静、萎靡奢华，如果是猪，犬养的肯定要比野生的幸福，但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被长期犬养，必将失去血性和杀气，其结果只能是屠夫碾上的待宰羔羊。
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忽略宋史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今天，我突然看见宋王朝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