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得不说，是阿来的小说激发了我的兴趣。当我读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发现了小说的美妙与神奇。后来注意到一些关于阿来生活方面的介绍，觉得自己的经历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上过同类学校，从事过同样的工作，并长期生活于“藏汉文化的交汇地带”。我甚至与他同龄。因而我不但对小说创作跃跃欲试，也梦想让自己的作品企及同样的艺术水平。
如今看来，那样的比较是没有道理的。那相当于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德国，二十世纪初毕业于某理工学院，然后从事过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都可以与爱因斯坦一样写出震惊世界的相对论。
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阿来誉满天下的时候，我才刚刚萌发作小说的念头。不久就发现了更大的不同：他是个充满了灵性的游刃有余的作家，而我由于当时新闻记者的身份，总是执著于对客观事物进行客观的描述。
而我又是个偏爱钻牛角的人，往往深陷于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这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基调，不可能给读者带来轻松和愉悦。
还有一些“机缘”似乎在暗中左右着我。当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阿富汗、伊拉克正在发生战乱。枪炮声爆炸声不绝于耳，让人不得不思考：美英等超级大国试图以暴力制服暴力，为什么暴力得不到遏制，反而在不断升级？“基地分子”的人体炸弹，“9·11”血腥事件，几乎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征兆。在联合国，在安理会，人们总是呼吁对话解决问题，可事实上一些国家在选举领导人时，公民会无意识将选票投给那些强硬的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震慑恐怖分子，只有他们才能给国家带来安宁。佛经上说：“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东亚、北非暴力频现，便有了那些貌似正义的大国对其的暴力；反过来说，有了世界霸权者的暴力，那些虽然弱小却不甘受辱者的暴力愈加被催生出来。这种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同时也会殃及池鱼，酿成人类共同的灾难。
因而这部小说的创作，乃是处于对未来灾难的恐惧。
恐惧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在心底，那是过去灾难投射的阴影。民国十八年的洮州，发生在我父辈少年时期的逃亡事件，经他们反复提及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个充满恐怖和苦难的年代：军阀混战，匪患四起，干旱，冰雹，洪水，地震，善良百姓无处逃生。我曾以《洮州，民国十八年》为题，以散文诗的形式再现那个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我已写出了它的上部，油印成册分送给我的几个兄长征求意见。结果他们都不赞同我那样做。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今再回头去看看那个册子，就可能发现它仅仅纠缠于事件本身，并且充满了一己的怨恨。后来那个册子就被彻底销毁了。然而在我心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灾难不会因岁月的流失而被淡忘。
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善良的人们都在渴望安宁，可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持久的安宁？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让我的故事跳出了洮州的局限。与希尔顿将想象中的香格里拉安排在雪山丛中一样，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安多藏区，我假设了一个“木道那”山寨，那藏语名称的意思是“流浪者的避难所”。那里生活着来自各地的流离失所者和盗贼、乞丐、麻风病人。在那个特殊而成分复杂的群体中，一位反对暴力、推行佛陀式宽容与慈悲的代表人物阿克洛哲应运而生。在他的带领下，乌合之众开始团结起来，共同建造属于他们的理想家园。经过艰苦努力，他们在木道那实现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者的和睦相处，而且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他们的愿望也最终达成一致，那就是人的尊严、自由和爱。同时，以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为原型的“红色汉人”扎西受命进入草地，秘密召集各大部落头人会议，成立了藏民大同盟，号召大家团结抗争，摆脱西北马氏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一个失去家园的汉族青年医生带着他的妹妹也辗转投奔木道那，他按照阿克洛哲的吩咐，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那一切。
那种乌托邦式的创造也许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成功，其寿命也将是昙花一现。但我觉得它的命题非常久远，足以贯穿人类生存的全部过程。
青、甘、川三省边缘的安多地区，过去一度被称为“神秘的羌海”，很少有外人涉足。我在小说中努力呈现那个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涉及了当地民间的宗教文化和超自然现象等形而上问题。我曾徒步行走于甘、青、川的牧场村寨，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安多藏区。那样的行走和体验给了我学校和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青藏高原藏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原始苯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而那些文化又浸染了太多的超自然和形而上的成分。我认为人类生存的轨迹恰是如此：原始蒙昧时期和被毁灭的终极时期，都会发现并关注超自然的存在。在我们尚且对其懵懂无知的“超自然”中，却可能蕴含着宇宙间客观存在的自然定律。
阿来的作品激发了我写小说的冲动，也让我记住了这样一句话：“动人的故事，容易产生在文化交汇的地带。”本世纪以来，文化交汇地带的作品大量涌现，乃至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迅速揭开了那些地区固有的或者人为的“神秘面纱”。这似乎印证了“边缘即中心”的论断。可惜我不是才情飞扬、以玩转文字为乐的人。我只是将自己的想法演绎为虚构故事，或许应该称之为寓言故事。仅此而已。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部作品的完成有赖于我的许多藏族朋友，他们给了我真诚的勉励和热情帮助。被誉为唐卡大师的泰奥·吉美认真阅读了我的初稿，然后欣然命笔，为之绘制插图五十多幅，使安多藏区的风物人情更具直观效果；著名藏文书法家桑吉扎西为之题写了书名，使作品增色不少；两个扎西才让——作为青年诗人兼刊物编辑的扎西才让最初提出了“图文并茂”的方案，作为报人兼学者的扎西才让翻译并书写了“木道那寨规”，而且始终是我百问不厌的民俗顾问。还有其他给予过这样那样帮助的朋友，难于在此一一列举。他们为之倾注的真情，值得我终生铭记。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是“木道那”，由出版社确定改为现名，取自作品中“引子”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