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集》，顾名思义，朝闻道，夕死可矣！周有光老先生以百岁之身，竟然“自学”，从语言学家向社会学家转型，由于其语言学的深厚功底，其“自学”过程留下的笔记自然非同凡响，文字异常简练而文络异常清晰，读之不仅酣畅淋漓，读后更如醍醐灌顶一般，什么所谓的高深玄妙文章，什么所谓的大部头理论成果，全都被老先生三言两语说得清清楚楚，能读上老先生百岁的“自学”笔记，真可谓幸事。如果再形容一下，周有光老先生真可谓传神的社会科学“科普作家”新秀了。
然而，读的感觉还要靠读的成果来映衬。虽初读老先生作品两日，但已深感受益匪浅。比如说我一直困惑的中国与西方的历史背反问题，通过本书的阅读，似乎有了些思考的门道。翻开历史，完全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因其早熟的性格（黄仁宇语，说得形象），在公元前200年时已经构建了相当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延续两千年之久，期间不乏灿烂的创造发明，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当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开始走出时，曾经早熟的中国却反而开始走入黑暗的中世纪，从此中国便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衰落。我不知对于中国这种与欧洲的反向历史运动方式怎样称呼，只好以“历史背反”暂时称谓。但每每想起这一让人遗憾甚至是愤颟的历史，总是不禁惆怅满怀，也百思难解。
如果说以物极必反来形容中国的历史走向倒也说得通，从唐宋的开放状态最后演变为明清的封闭状态，也是开放到极端的反向运动。（亦为黄仁宇语）因为宋朝的开放并不能改变积弱的国家能力，只能偏安一方；而经济上的自由开放也终于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无法继续前进，最后只能是倒退。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不能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创造资本主义所需的几个基本条件，如私有财产保护、资金自由流动、信用的保证等，这就相当于在绝对论没有出现之前，先要搞相对论，现实无法承担。探索的失败之后，最终作反向运动。为什么必须作反向的运动？这两天读黄仁宇的一个辑子，期间点了一下，就是南宋形成的理学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历史从开放走向封闭从思想上做好了铺垫，虽然朱熹的理论在当朝没有得到重视（一如孔孟当年），但等到时局难以突破之际，朱熹的理论终于成为统治者的资政宝典。
但理学又为什么会以保守的面目出现？从周有光老先生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解答。中国的历史在宋以后的走势，大可用“千年之误”来形容。依周有光老先生的表述，儒家知识分子在唐朝数次与已经本土化且根深蒂固的佛教交手不胜后，终于开始了儒学的佛学化进程，到北宋经程颢、程颐的改造，最终到南宋的朱熹手里完成了理学的体系构造，即所谓新儒学。儒学佛学化的结果是严重的，从此儒学蒙上了浓厚的佛道色彩，失去了固有的勇气和入世思想，理论越发空洞，行为越发消极，距离孔孟之道的务实精神越来越远；儒家的纲常名教被提高到神圣天理的玄虚高度，结果脱离群众，丧失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华夏文化于是盛极而衰，进入衰老时期。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儒学原有的缺陷也不断扩散，真实面目不断被改变，最终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武器，如讲礼制最终成了等级森严和极权统治，讲均贫富成了低水平平衡与长期的重农抑商，君轻民贵的思想被不断消减，等等。最终，“格物致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民本思想”没有发展成为民主，当欧洲以科学和民主冲破中世纪的樊篱走向现代的时候，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却不幸走入误区，而这一误便是近千年。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