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开始，《三字经》不仅在国内流传，更踏上异国他乡，演绎出一段段令人感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 。
【当中国乡村小孩在简陋的私塾里摇头诵读“人之初”时，一批来自遥远国度的外国人在闭门苦读数年中国经典后，凝视着书斋里乱叠如青山的线装书，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伸手取出那本薄薄的《三字经》，然后一字一句地翻译，一点一滴地汇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长河。】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外文版《三字经》是拉丁语。这就要提到一位了不起的意大利人。很多人都知道利玛窦（1552~1610年）这位首开中意文化交流之先河的使者，但是他的老师罗明坚（1543~1607年）却鲜为人知。当年就是这位罗明坚带着利玛窦来到中国，并指点他学习中国文化。
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早在1579年，他就来到澳门学习中文，他首先接触的就是这本《三字经》。这本讲述道德培养和学习精神及涵括文史的“小书”让他很快就进入传统儒家文化的领地，他深感这本《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和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于是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他在附信中还写道“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虽然此书当时没发表，但历史仍清晰记录下他的这份不凡辛劳和开创之功。
正是这位自称是“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的意大利学者，更将《四书》、《大学》翻译为拉丁语，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
区适子当然没想到，自己这本启蒙书，在二百多年后，竟由一位素不相识的意大利人翻译为“番文”，漂洋过海，来到的“番邦”，还成为这些洋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入门必备书。
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兴奋地说：这是三字圣经
【在意大利人一字一句地朗读《三字经》的那会儿，俄罗斯人也开始与这本小书不期而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小书竟在日后的俄罗斯历史上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文化作用，并成为大诗人普希金钟爱的中国读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来到这片神奇的东方土地后，他们首先要研读的就是这本薄不起眼的《三字经》。这本字仅一千、涵括万物的神奇小书令本来有点傲慢的欧洲人渐生好奇，而其中默不知名的一位学生罗索兴更埋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竟入选培训教材，成为当时文化界的流行读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
不过，真正令《三字经》深入民心的是“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他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此书甫一推出，果然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固然有他称此书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这一评价，但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经历过暂短混乱，人们正寻找父子君臣、长幼弟兄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所涵括的合理关系与秩序，而俄国教育界在当时也正好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等典型例子让这些满口高雅法语的贵族们惊讶于早在两千年前这个毗邻大国的一位母亲早就探索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并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俾丘林这位俄国东方学的奠基人素与大诗人普希金相友善，他不仅详尽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神奇经历，更将俄文《三字经》相赠，诗人细读后，大喜莫名，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一直十分神往中国，他曾在诗歌上写道：“哪怕是去那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他读此书后更四处努力，希望能到中国一游，可惜好事多磨，最后竟无法成行，但如今这本珍贵的《三字经》还静静地珍藏在普希金故居。
此后，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风行欧美文化界的启蒙读物
【回首中外文化交流史，我们突然发现，众多不同国家的汉学权威在介绍中国传统经典时，大多都将《三字经》与《论语》、《孟子》等儒家圣人经典并列推介。他们这种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选择，正好道出《三字经》同样不可小觑的文化意义。】在十七世纪前后，不仅俄罗斯推崇《三字经》，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青眼有加。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如今，人们仍不时提起这本在日本影响深远的启蒙读物。
在英国，马礼逊（1782~1834年）对《三字经》的流传功不可没。如果讲利玛窦首次开创了真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那么，马礼逊就是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更深层次、更广泛影响的关键人物。因为利玛窦开创性的贡献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从科学技术中认识世界和西方，而马礼逊不仅是《圣经》中文译者、第一本汉英辞书《华英词典》的编撰人，他还创办中外人士学习东西方文化的华英学院，从此，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渐突破了单一的文化输送，逐渐走向双向的文化沟通互补，而他着手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经》和《大学》，虽仅70多页，但在渴望了解中国的英国文化界却风行多时。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后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并走向美国。
在法国，也有一位大学者将目光停留在《三字经》上，他就是儒莲（1797年~1873年），一位杰出的犹太籍汉学家。他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藏书，潜心研读中国经典，他积四十年功夫，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而他也成为法国汉学三大时期的代表人物，后来法国还以他名字设立“儒莲汉学奖”，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曾获此奖。
众多欧洲汉学家在翻译中国传统经典时，可能会对其中一两本典籍有所忽略，但对《三字经》都不见遗漏，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其实也折射出这本启蒙小书确实蕴含着令人无法绕开或轻视的文化分量。
让《三字经》走向世界的潘世兹
【自十八世纪初郭栋臣将《三字经》翻译为意大利文后，时间推移了两百多年。一位祖籍南海，留学英伦，久经磨难，仍老骥伏枥的老学者在上海一所大学里静静地将这本“蒙学之冠”译成英文，并立即成为当代世界各地争相采用的标准版本，让《三字经》这本古老的启蒙读物通过一位中国人的心血与智慧走向当今世界。】潘世兹是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复旦大学英文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这位学贯中西，光风霁月的大学者，在其年入黄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却动手将《三字经》翻译成英文，成为当代中国英译《三字经》第一人。1989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本《三字经》就是采用潘世兹教授的原文，而这本结构精妙的英文《三字经》更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让当今世界各地都能通过纯粹地道的英文去认识和领略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当今中国学人的学养，如今，这本英文《三字经》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经过七百多年的流传，《三字经》从岭南乡间走向宫廷内外，从大江南北走向世界各地，从名不见经传的乡间读物成为联合国推荐的世界启蒙名著，其间的曲折历史和历代学者的心血与贡献可谓纸书难尽，而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是垂裕千秋，造福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