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朱敏先生《转型的逻辑》一书，似乎感到想谈一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话题。
《转型的逻辑》一书的出版绝非偶然，应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密切关系，也与民主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社会的公平正义、收入的发展水平和民主化的进程等问题息息相关。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不容质疑，如果此时能厘清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些关系，可谓意义重大。称其为“转型理论”似有夸大其嫌，可否理解为现代化理论较为合适，也即是现代的理论、当代的理论或当今的理论而已。而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这是针对“转型国家”而言。如果推而广之，在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则会促进民主制度的更加稳固。
“经济发展”会否必然导致“民主化”？回答是否定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平等，民主化越容易实现；但导致民主转型的动力未必一定是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面临民主转型的契机，但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一是由于“收入平等”引起的主动转型，如由执政者认真做好“顶层设计”等；二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被动转型，如通过政治抗争而引起等。而中国目前存在“转型”的良机，也存在转型的问题。这是《转型的逻辑》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转型，因此在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和实现民主化发展还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以下问题：
一是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收入不平等也往往达到高峰。而收入不平等不仅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还会引发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兴风作浪，极易造成专制制度回潮并会导致民主倒退。这是当代中国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二是文化的启蒙和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巨大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彰显独立却排斥竞争。其中缺乏“民主基因”则是显而易见的。“爱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教育永恒不变的主旋律，当然不排除中国；但“包容”却往往难以厘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自由与民主人权的理念很难被大多数国人认同和接受，是由于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民主转型重在文化的启蒙。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启蒙的担子实在太重，也太重要了。而且文化启蒙所经历的时间漫长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三是经济发展能否导致民主制度，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团结程度。而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如何奢谈“团结”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产阶级远未形成的现状？我认为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民社会制度缺失和缺乏产权保护制度所致。由此相信《转型的逻辑》一书能引起更多的人关于这方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