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早早地确立了科举取士，加之动不动就翻天覆地的革命让血统贵族没有生存拓展的空间，使得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热情非常之普及，与之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热情要理性和淡漠得多。
房龙将中国和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作了比较，于是有了很有趣的发现。
他说，中国人秉承“心到神知”的态度，对于宗教，只将很少的财富花费在建筑庙宇和圣殿上，而与之相比，印度人吝啬于生活、生产设施的投入，“奉祀天神却以数百万”计，这体现了两个文明在文化气质上的巨大差异。
他还提到，前往中国旅行的人，往往找不到任何可以与印度的大型宗教建筑相媲美的庙宇，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夫子就已经教育中国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对来世的期望上了，所以中国的最大的社会财富往往是花费在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浩大无比的公共设施上。
比如长城，运河，黄河大堤，以及无数的，广袤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人的著作停顿在1932年5月，那时候的世界和那时候的中国，都还有激荡跌宕的未来等待发生。
但是客观地说，他对中国的观察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