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这样的儒家训导不见得对所有的统治者对所有的时间段见效，但是却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民族在整体上陷入宗教迷乱，同时教会了中国人用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把宗教当作最实用的简单工具。
房龙下定论说，孔子，孟子和老子“肯定都不是宗教的创立者”，他们不宣扬什么行善才能赎罪之类的信条，他们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断然的实利主义”，而且他们的所有思想是在人们能够接受，能够实施的前提下的一些道德标准，“非常容易理解，任何人都能够听懂”。
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统合力，使得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摆脱了宗教迷途，中国的读书阶层秉承着这样的实用主义构造和搭建中国政治的管理结构，不依托神怪魔诋，不仰仗上帝佛陀，只尊崇自然天道，迷信道德高义，当然，如此的弊端是，也不依赖和迷信自然科学和技术手段。
对此，房龙不无崇敬地评说道：“相对于恒河河谷的居民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是一个拥有巨大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种族，因为他们总能在付出极少的情况下得到巨大的令人满意的结果，”